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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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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按捺不住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早些时候由总统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所引发的陶醉感和恐惧感进行仔细的评估。
尼克松向国会领导人及内阁作了简明扼要的部署。
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分别与一些感到最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们进行了磋商，包括台湾、日本和苏联的大使。
所有的会谈都坚定地表明：除了会谈，长期交恶的中美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项来自白宫的指示甚至命令华盛顿的官员们不要与新闻记者讨论与最高首脑会谈有关的安排、日程或政策意图。
不仅是北京坚持要求保密，据称共产世界通常会对美国媒体的任何猜测性报道作出正式反应，所以一条错误的报道将会给敏感的会谈招来“杀身之祸”
。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施压活动恰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在公开文明的社会中，总统关于这一重要行动意义的戏剧般的阐述是恰当和必要的。
非寻常的新闻封锁会导致胡乱猜测，甚至给顺利举行最高级会晤带来更大的危险。
在通往北京曲折的道路上，美国外交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台湾的国际地位，特别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
但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华盛顿－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具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华盛顿试图否认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与结束战争有任何的直接联系。
尽管这样，大约一年以前，罗杰斯在东京接受电视采访时宣称：“共产党中国是未来印度支那的一个核心因素。
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就此谈判，我们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
显然，这种想法在目前仍然具有诱人的魅力，一些有关解决战争的问题极有可能会成为北京最高级会晤的一个内容。
诚然，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为时16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中谈及了战争的问题。
至少，基辛格一定会勾画出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事实脱离接触计划的轮廓。
尼克松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的时候，共产党与美国在一边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方面在于对苏联的影响。
华盛顿把尼克松总统访华置于全球的视角中考虑，强调美国并没有忽视在防止核战争方面，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一支外交小步舞是必须要跳的。
对于华盛顿－北京的缓和，莫斯科显然并没有发出警告，它并不寻求美国对此做出解释，而罗杰斯也不愿就此召见苏联大使。
但是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例行的事务性地拜访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官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
多勃雷宁被邀请到了罗杰斯的办公室。
两人一共谈了5分钟。
罗杰斯向多勃雷宁证实，尼克松在宣布访华的讲话中所说的“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
就是指苏联。
尼克松还说：“如果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
对于中美关系的解冻，苏联继续做出保持沉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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