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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中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
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
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
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
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
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
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
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
，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
。
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
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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