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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相反,同时代的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
论: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
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
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何故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
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
鉴识显而品名殊,言称接而情志畅。
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
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
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
些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
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
吾故以为尽矣。
——《全晋文卷一0九》
欧阳建承认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但相信这种符号与事物有着精确对应关系,事物只有通过语言而被人们认识。
这种观点如果推论下去,似乎就会通向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也就是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而我们能够认识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言说的,不可能逃离语言之外(见《逻辑—哲学论》)。
欧阳建在这里排除了“象”
,当然是化约了“象”
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正像他化约了“言”
与事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风格:从不怀疑语言的客观有效性,从不怀疑语言的内涵恒定性——其内涵似乎普适于各种感觉经验的承担者,不可能溢出也不可能被抽空。
王弼与欧阳建都追求着绝对真理,看法虽然对立,却各有逻辑上的破绽和死穴,无法圆说。
比如王弼称世有不可尽之“意”
,然而既在不可尽之处,就无法实证其存在,你能拿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来给我看看?欧阳建假定“意”
可尽,然而这一来便须禁绝任何新“言”
,因为任何新“言”
都是旧“言”
未曾尽“意”
的证明,你今天的新知岂不就是你昨天未曾企及的认识盲点?既然昨天的语言有未能抵达之意,为什么今天以及往后就可以自夸山外无山和天外无天?
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如何不同,较之于福柯一流欧洲学人,他们倒像是窝里斗的自家兄弟,共同忽略了“制度”
与“权力”
对语言的介入。
这是中国古人较为天真和迟钝的一面。
事情似乎是这样,福柯对语言的清理,一心追究哪些事物被排除出言说,看权力和制度暗设了哪些语言禁区,大概是一种意在社会改造的语言政治学。
而中国古代学者们基于“天人合一”
、“尽性穷理”
的终极抱负对语言展开清理,一心追究事物是否可能被言说,看语言是否构成了自身的牢笼,大概不失为一种意在心智反省的语言哲学——其抱负之远大又不能不令人感叹和惊羡。
在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上,他们分别代表了知识清理的两大方向,也是人们观测意象形态时两种可贵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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