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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
和“省改革联系会议”
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
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
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
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桔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
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
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
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
“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
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
滚出去！
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
当他提到“中央来电”
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
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
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
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
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
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
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颇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
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
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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