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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
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吸收。
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
电子视听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
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穷国的买办性新贵集团。
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
的“平等”
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很多穷国朝野上下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撤出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失败和胜利的秘密之一。
视听技术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依托。
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比较而言，书报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
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
我在乡下插队时看到过台湾用汽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或苏联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
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美国制度或苏联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
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书报都没有的时候，来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点传说，根本不足以引导社会舆论，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的竞比几乎缺乏信息依据，因此不可能展开。
1793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与英国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声称“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
可以想见，皇帝是在没有视听技术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这种傲慢自大的判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进步”
的概念，更没有“落后了就要挨打”
之类共识。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如果说曾经有过“进步”
的文明的话，一般的惨痛经验恰恰是“进步了就要挨打”
！
“进步”
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第一批被所谓游牧蛮族摧毁的例证。
同样“进步”
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游牧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强敌的铁蹄，朝廷一次次屁滚尿流地南迁乃至覆灭。
这些“进步”
大多体现为农业文明，以至英语词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时又意指耕作与养殖，而且成为agriculture（农业）的词根，暗示出农业在往日的高贵身份。
道理很简单：唯农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宫殿，奇妙的水利设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饮食，繁荣的市场与货币，华丽的戏剧与词赋，还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贵族，让游牧部落望尘莫及。
但这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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