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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结果可能为当局始料不及。
人民与实践是消除极端思潮的良药。
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瓦解于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
这种生命底蕴在后来几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冲突中一再隐约可见，深深影响着历史——并且以七十年代后期的抗议浪潮为显现起点。
我与大川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经过电话联系，经过对方反复盘问，凭着手里一本杂志作为暗号，在北师大门口的一个汽车站与陌生人接头。
来人叫徐晓，后来成了北京一个活跃的编辑和散文作家。
她领着我们见到了更多热情的陌生人，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在东四张自忠路一个私人住宅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无数的地下社团聚会在那时偷偷举行，油印的诗歌和论文在偷偷散发。
我不想记述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说说那时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气氛，简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师，画家，工农兵学生，无业人员，当然绝大多数都有知青或五七干校学员的经历，但职业和专业的差别根本不构成交流的障碍，不构成利益立场之间的沟壑。
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托派，有唯美主义者，有谈佛论道者，有什么主义也不信或什么主义也不懂的人，但观念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观念的标签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结束贫困和专制的急迫要求——观念只是抗议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后，当我发现有道理没法同别人说通的时候，发现对话总是搅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当年，对当年几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惊疑。
我不是说当年没有分歧，没有激烈甚至固执的辩论，而是说言语之争从来不被人们过分看重。
当时真正的观念都写在脸上，一张来自北大荒风吹雨打过的脸，会使你无端地觉得信任；观念也写在眼里，一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烈日烤灼过的眼睛，会使你无端地觉得可靠；观念也写在手上，一双挖过煤矿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无言的自我立场介绍；观念还会写在衣装上，一条脏兮兮的工装裤，带着车间里的油渍，会成为此人无须提防戒备的有力证明。
观念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可以表现为一句民间的俗语或粗话，让旁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省却很多说理的罗嗦；还可以表现为做饭时哼出的一句知青常听的歌，狭小蜗居里一个从五七干校带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墙头一张报纸上铰下来的周恩来画相——主人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
的态度不言自明。
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话题，甚至用不着话题就能兴致勃勃并且情意相投。
总之，一种相近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装等一切具象之物来说话，一种感觉的交融使言语之争即便没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绝暗通。
当时的言语一接上就有电，一接上就温暖。
有人可能并不这么看，可能认为“文革”
的结束应归因于西方思潮的舶入，归因于中国人理性的恢复和重建，与荒废教育耽误学业的瞎折腾没什么关系。
如果学校一直照常办下来，悲剧可能结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样说未尝不可，而且一度也成为我的看法。
但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
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灾难：巴尔干半岛，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绩优生，从未停止过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执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学于欧美院校，他们所统治的地域眼下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环绕带。
连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亲西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温床。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笔最伟大的理性财富，如果止于语言复制品的大宗进口，是完全不能保证极端力量绝育的。
不久前，我与作家格非一同出行。
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个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说他班上的学生十分了得，刚进大学本科，英语就统统过六级，法语或西班牙语也各有绝招。
明明是中文课的作业，有人偏偏写来英文一大叠，累得中文教师又翻字典又打电话求教，汗流浃背，胆颤心惊，一个星期才能批改得下来。
讲授外国文学也得千万小心，说不定就有学生在教室里站起来，把法文原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哗啦啦背上一段，证明老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判断完全不对。
你难以想象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么教育，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小年纪怎么就掌握了那么多知识。
格非还惊讶地说到一件事：开学时他让同学们竞选班长，两个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钢琴达到十级，厉害吧？但第三个走上台去大不以为然，说“钢琴就不要说了，这里谁不会呢？怎么还算得上竞选条件？”
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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