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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
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黯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黯不明。
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
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
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t）。
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0.9，故“现代社会”
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0.5以下。
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
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
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
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
用得多，感受要“实”
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
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
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
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
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0.5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
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
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
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它。
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
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
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
与今天的“真实”
不同，这里的“真实”
与那里的“真实”
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
和在彼事上的“真实”
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
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
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
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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