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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七万多卷，什么都收录，就是不收录戏剧。
晚清以后出现“文人剧”
“文明戏”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京剧为代表的现代戏剧改革，才是用欧洲戏剧观来改造中国戏曲。
我撞上了作品稀缺的年代
王尧：在《暗示》没有发表前，我听说你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李锐当时对我说，你对文体的要求很高。
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再到《暗示》，你的创新意识是非常自觉的。
近二十年来，你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也突破别人的作家。
我们俩已经谈了许多问题，今天是不是一起回顾一下你的创作道路。
前几次也零星谈到这方面的内容。
韩少功：谈不上文体自觉，这些年不过就是写写看看，看看写写。
我的创作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处于良好状态。
王尧：你的创作开始于知青后期。
韩少功：当时在农村，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没有什么用，就只好读点文学。
除了浩然、赵树理、周立波以外，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还有一个柯切托夫，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位，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家。
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书读过，但没记往他们的名字，直到多少年后兴冲冲买了他们的书，一翻开才发现，怎么这样眼熟呢？那时候写过一些戏曲节目，写一些通讯报道和公文材料，是上面安排的任务。
但如何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问题已经渐渐进入视线。
“文革”
结束以后，“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都有一股苏俄文学的味儿。
作家们向往伤感的英雄主义，加上一点冰清玉洁的爱情，加上一点土地和河流，常常用奔驰的火车或者工厂区的灯海，给故事一个现代化的尾巴。
我当时觉得这是最美的文学。
王尧：新时期初期，有些作家甚至是延续当年的惯性。
这在一个历史转折期是很正常的。
“解冻文学”
是前苏联的一种提法，中国的新时期也可以说是个“解冻时期”
。
韩少功：我撞上了一个作品稀缺的时代，一个较为空旷的文坛，所以起步比较容易。
那时候写作的人不是很多，文化生活又比较单调，没有电视，没有足球，没有卡拉OK，没有国标舞，全国人民除了看党报就只能看几本文学杂志，十亿人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等着文学去占领。
《人民文学》可以发行到一百七十万份，在今天看来是天文数字。
我发表一个短篇小说《月兰》，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在今天看来也是天文数字。
有一个农民在来信中说:我给全村人读你的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
你想想：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还可能有这种全村人坐在一起读小说的事情吗？当时文学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排头兵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比新闻、理论及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勇敢和更敏锐，所以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热点，每个月都有轰动，攻城掠地，摧枯拉朽，思想禁区一个个被文学攻破。
我想，这样一种文学黄金时期在历史上肯定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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