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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辜鸿铭的时候，总是猜想他在国外肯定受了不少闲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作家代表团到法国，我也是成员之一。
刘心武在会上大批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差点被当地华人群起而攻，包括那些反共的华人。
刘可能以为海外华人吃了洋面包，一定会同他一条心，其实对海外华人的普遍心态并不了解。
人家在国外处于边缘地位，就靠这个东方文化传统撑住自己的自尊和自信，甚至还得靠它吃饭，你怎么能朝人家的饭碗里吐唾沫呢？有些作家明白了这一点，就玩起另外一套，比如有个女作家去澳大利亚，一到开会就拿出双绣花鞋，说起绣花鞋和外祖母的故事，说自己在“文革”
中如何舍生忘死地保护这个传家宝，让老外瞪大眼睛惊叹不已。
其实从国内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种鞋是从工艺品商店里买来的，与“文革”
，与她的外祖母，压根儿就不会有关系。
这种把戏只能骗骗老外。
王尧：阿城出国后，写过一些游记和随笔，还是那种风格。
从他创作上来说，他的出国也未必是件好事。
韩少功：他是个聪明人，可能生活中有很多兴奋点，觉得文学不是太重要。
我自杭州会议以后一直没有见到过他。
王尧：刚才我们还提到周介人先生，我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充满敬意。
我获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心里很难受。
周介人是一个非常让人怀念的老师，当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刊物，他起到很大的重要作用。
一个杂志常常是和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韩少功：周介人当时在上海扶植了一大批青年评论家，呼风唤雨，声势浩大，吴亮、程德培、陈思和、王晓明、蔡翔、许子东等一大帮。
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健康时代，文学批评杂志也非常多。
不像九十年代，媒体商业化严重以后，很多地方是记者炒作代替了专家批评。
王尧：吴亮写过你的文章，像《韩少功的感性视域》《韩少功的理性范畴》等。
他是比较准确的评论你创作的一个批评家。
韩少功：他看法犀利，语言活泼而且很有爆发力和繁殖性。
还有一个特点，他认为引用就是思想的懒惰，写作时尽量不引用别人的话，单枪匹马打天下。
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消费主义将会强化极权
王尧：当时一些批评家十分活跃。
还有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等等，也是周介人非常喜欢的。
黄子平说，创新是条狗，追得人不能停下来小便。
这里的创新主要还是指向西方学习吧。
我曾经就一个问题向李陀老师请教，他在回答我的邮件中说道：“一说及八十年代，必要套用现代主义的概念，认为用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做线索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做十分可疑，因为如此根本不能说清中国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以及这种写作和中国历史之间关联的独特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流派并不是那样的壁垒森严。
你在《杭州会议前后》中提到，后来我也听蔡翔说到这件事：当时《上海文学》对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没有把握，就把稿子带到会上，请你和几位作家“把握”
一下，你们投了重要的赞成票，给予大力支持。
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不仅是先锋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而且也见出当时文坛的宏大气象，就像你说的：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
韩少功：作家们互相支持是当时很普遍的风气。
残雪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我推荐到长沙一家杂志上去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那里当主编。
我的写作也得到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与帮助。
那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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