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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那个北京圈子很多人的回忆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尧：我在想，社会主义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想像，因为有过挫折，今天很容易地被简单化地对待。
韩少功：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走资派”
的理论，有一个官方的读解，但民间有另一个读解，就是反官僚主义。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文革”
为什么能在初期获得民意基础，为什么能有那么强大的道德优势和社会动员力，以致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虔诚地卷入进去。
如果把“文革”
仅仅理解为几亿人的“发疯”
，那倒是把真老虎当纸老虎轻看了。
真老虎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它往往能利用民心民意，包括部分地顺应民心民意，不仅仅是几个坏人用魔法使民众发疯。
连希特勒也要反腐败，墨索里尼也能使火车正点，这样他们才成了真老虎。
王尧：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
韩少功：那场讨论激起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想像，只是由于民众对极权体制已有深深的怀疑，所以没有像“文革”
初期那样积极投入。
王尧：有些问题作为“中国问题”
并没有随着“文革”
的结束而消除。
这又使一些人常常以现在还存在的问题，譬如官僚主义问题等来推测“文革”
发动的原因，“文革”
中，毛主席反官僚的一些思想，成为斗“走资派”
的根据，但现在不能简单化地说今天仍然有官僚主义就说明“文革”
发生的合理性，逻辑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另外一个方面否定了“文革”
又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
其实，今天我们对“文革”
也在发生着“想像”
。
对“红卫兵”
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况。
你在散文中也说过你在国外的体验。
韩少功：很多外国人不大容易摸准中国的脉，要不就妖化，要不就美化。
但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中国的知识界来负责，因为有些人更习惯靠外国人的脑袋来理解中国问题，也在妖化与美化这两极之间“翻烧饼”
，自己说不清楚自己。
王尧：红卫兵在运动中的角色在整体上是由“革命先锋”
变为“再教育”
的对象。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领袖以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转化，红卫兵运动变成一个知青运动。
其实当时知青运动中的知识青年，是一个政治身份，其中的一些人因为开始思考、开始思想，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而不是因为他后来读了大学，学了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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