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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叔青:你当了六年知青,接触到很多农民,使你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与农民有缘”
。
可否谈谈对农民的看法?
韩少功:农民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朴质而善良,有很可怜的一面。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
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支持他们反对腐败官僚,与他们联名贴出大字报。
没想到他们太不经事,受到一点压力,马上向干部揭发我,说我是后台和主谋。
我当时家庭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这不害惨了我?干部把我抓到台上大会批斗,就是这种出卖的结果。
但细想一下,苛求农民也不应该。
你可以跑,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儿,跑不了。
你来去一个人,他们有一家老小在那里。
所以他们胆小自有胆小的理由。
我并不恨他们。
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我还办过农民夜校,自己掏钱编印教材,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让他们知道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救世主”
,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我后来发现,这种启蒙的成效很小。
施叔青:《回声》里的知青路大为就是你自己吧?
韩少功:有一点影子。
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受,对“文革”
做了一些剖析。
“文革”
的特点,一方面是最专制的,一方面又是最无政府的。
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那一段,很乱,谁都可以立山头,谁都可以有枪。
我的政治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马列啊,读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啊。
下乡前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找母亲要钱,只买了一套《列宁选集》,四大本,十二块钱。
这在当时是很贵的。
这种政治狂热直到后来才有了变化,起因是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
那一次学潮太让我失望了。
年轻人在学潮中争权夺利,民主队伍内部迅速产生专制,使我对自己的政治产生新的反省。
我觉得自己的红卫兵梦还没做完,还以为革命可解决一切问题。
这实在太天真了,太可笑了。
施叔青: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你早期的精彩之作《月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不少人说这篇小说很“反动”
。
台湾电台广播了,你还接到几百封农民来信,那些信都支持你仗义执言农村的贫困。
月兰这位农村妇女难为无米之炊的惨状,你写来凄婉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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