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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和氛围。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法制，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也需要从国情出发，勇于创造有自家特色的管理传统。
文化研究不应该止于进口
王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符号问题。
九十年代，蔡翔对广告问题也有过研究，可惜他的那本《回答今天》没有受到重视。
韩少功：蔡翔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
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吴亮也关注咖啡馆、剧场、博物馆等等，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
还有南帆，在研究服装、面容、身体、影视、广告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同样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
在那一段时期，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
杰姆逊到中国讲学以后，唐小兵翻译了那个讲稿小册子，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浪潮初现，也促进了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到九十年代中期，李陀、戴锦华、王晓明等学者在文化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很多文化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考察，符号解读中有了更多现实批判的锋芒，似乎离罗兰·巴特已远而离福柯更近。
王尧：文化研究在大陆学界是方兴未艾，从事文学批评的许多学者在朝这方面转。
在你看来，弊端在哪里？
韩少功：文化研究是一个大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在我看来，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广义的文化研究，但那是在所谓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展开，所以就内容来说，是一味地“崇西贬中”
；就学理方法来说，还是“宏大叙事”
。
《河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非是说西方的海洋文明如何好，中国的黄土文明如何糟。
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种眼界和方法显然是很有问题的。
进人九十年代的中期，文化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艺术等各种角度。
但文化研究有个共同特点，也许还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微观关注，一种细节追求，差不多是一种准文学。
这在二十世纪各种宏大叙事严重受挫以后，是一种很自然的替代性学术策略。
当然，这一来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比方有人把微观细节当成了象牙塔，当成了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能在描述中展开思考，不能在碎片中建立关联，是以“琐碎叙事”
代替“宏大叙事”
，失去了改进社会和人生的公共关怀。
有人说文化研究是“符号游击战”
，这些人却把文化研究做成了“符号游乐场”
，就事论事，没心没肺，虚无主义，还可能有巧克力味，是文化工业华丽包装的一部分。
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写博士论文，是服装研究，而且是关于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某一部分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做得倒是很专深，洋洋洒洒几百页，对细节不厌其详。
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学问，也看不出他自己能明白这个为什么。
王尧：自己肯定也做得很苦，很乏味。
韩少功：受“博士刑”
啊。
去年我在法国参加一个会，一个法国英俊小伙在会上谈街道，从波德莱尔的诗歌说起，再谈到街道的现代性，说街道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是交通又是舞台，如此等等。
后来主持人要我评议这个人的发言。
我说我没怎么听明白啊，如果说街道有现代性，那古罗马时代庞贝的街道怎么说？中国长安在汉唐时的街道怎么说？算不算你的现代性？那些没有街道的地方，比方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被都市挤垮了的乡村，是不是就不能体现现代性？你说街道是个舞台，这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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