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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八十年代文化”
与“九十年代文化”
，“老三届文化”
与“小三届文化”
。
社科院以前可能只有“英国研究所”
与“法国研究所”
，以后是不是需要设立“八十年代研究所”
与“九十年代研究所”
？
学术研究越来越“项目化”
王尧：在大学里，过去一个老师的讲义可以用到纸张发黄，我和你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
现在不同了，一本讲义不能讲到底，这不仅因为知识更新程度快，承传知识的方式也有了大变化，技术开始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
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
韩少功：你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每年的富翁排名中，传媒巨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媒业常常比煤炭、石油、钢铁、农业更有丰厚利润，可见文化已经变成重要的投资领域。
教育也成了重要产业，新西兰的教育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支柱，学校成了最大的无烟工业。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听那里的教师们说，前不久实行一项新规定，就是开始订单教育，教师让学生点菜，开设什么课程是由市场决定的。
一门课如果没有八个以上的学生来选修，就会被校方取消。
这样一来，计算机、法律、经济这些专业当然大大膨胀，哲学、文学、考古这一类冷门专业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它们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教育急功近利到了这种程度，邪了。
王尧：我生活在学院中，感受到文化工业对知识生产、对学术的影响。
其实，在这之前，高校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方式的危机已经出现。
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精神生活的符号化，在种种符号的背后是空洞的灵魂。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是知识分子或者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各种符号作面具或者作工具，用来掩盖真实的面目，用来牟取利益。
以大学来说，这个现象几乎不是个别的。
现在，博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都成为一种符号。
学术的创造变成了一种以符号为等级的秩序，谁拥有了某种符号，谁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相关的利益，而思想和学术的苍白问题则被符号掩盖了。
刻薄一点说，在大学里，标志着学术等级的各种符号就像一根肉骨头，大家都抢着啃。
学术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抢与啃的厮杀。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从何说起。
各种巨大的符号体系其实在压迫着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而许多人又不得不去追逐那些符号化的生活。
韩少功：学术研究正在“项目化”
。
学者动手之前，需要到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基金会那里立项，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包括雇人、调研、开会、出版、评审以及各种拉拉扯扯的费用。
我知道很多人到学术期刊那里花钱“买版面”
，真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
有些学校甚至逼良为娼，哪个老师们拿不到“项目”
，就别想得到续聘和晋升。
在这种情况下，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学术研究难免不会看权力或者资本的脸色，独立性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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