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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读的书差不多，想的问题差不多，连说的话也可能差不多，相当于文化上近亲繁殖，自己对着镜子搞交流。
为什么现在有些小说越写越雷同？为什么主人公总是在咖啡馆、卧房、大街这样几个场景里转来转去，连插科打诨都似曾相识，一再重复？这里有一个生活模式化的问题，有一个作家们生活圈子化和封闭化的问题。
这恐怕不是健康状态。
王樽：人们通常把作家分成技术型和思想型的两类，很多人把您划入思想型之列。
韩少功：感觉不是万能，思想也不是万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些作家逃避思想、反对思想，针对点是那种意识形态的教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时文学界流行一句以色列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这句谚语本身也是思考的结果吧？严格地说，人们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按照钱穆的观点，思考与感觉之间并不能截然两分，朦胧的思想就是感觉，明晰的感觉就是思想。
一种心理活动是思想还是感觉，全看我们的智能是否聚焦。
聚焦区之内的，想清楚了，可以言传了，可以合逻辑了，差不多就是思想。
聚焦区之外的，还不太清楚，不可以言传，不大合逻辑，就可归之于感觉。
把思想与感觉机械对立起来，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奇怪的风气。
王樽：听人说您在处事时也表现出两极，有时很果断，有时又很犹豫。
韩少功：作家习惯于看到人生的复杂性，表达总是不免犹犹豫豫，这是作家之长也是作家之短。
要投入行动的时候，过多地瞻前顾后就会赔误时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题为《词语新解》的文章，里面关于“肤浅”
是这样解释的：肤浅是大胆行动的可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肤浅的人来创造，由深刻的人来理解。
如果换上你的这个话题，我可能要说：犹豫是行动的大敌，因此历史常常由不犹豫者来创造，由犹豫者来理解。
做一个快乐的人
王樽：您创作了很多小说，还有大量的随笔散文，还成功翻译了昆德拉和佩索阿，又创办过两本颇具影响的杂志。
人们说起您，不仅把您当做小说家，还作为思想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在这诸多称谓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韩少功：我最想做一个快乐的人。
作家不必被写作异化，不必把写生活置于生活本身之上。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大作家模样，一辈子就是想奔某个文学高峰，倒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比较病态。
还有的人老是惦记着历史地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好像那些都是要进历史大事记的，把自己的日记、手稿、通信精心保存，只等着送博物馆了。
这样的作家是作茧自缚。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我觉得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
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王樽：在您的眼里，哪些作家最接近您所理解中的“快乐的人”
？
韩少功：如果说要有一个标杆的话，我可以提到苏东坡。
他这个人兴趣广泛，顺应自然，人生中没有太多刻意和居心。
有时他也修修水利，干一点造福于民的事。
有时他也当当官，把政治性的策论写得很认真，为此既开罪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
有时他还打坐练功，研究食谱或医术，不管做什么都像个大孩子，兴致勃勃，一派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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