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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这是一个例子。
第三，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
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
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
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
就是尊敬我。
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
叫成“小姐”
，对方就可能高兴。
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问：韩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本来刚才我还想继续问乡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不问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写《马桥词典》这本书就是要说明人类经验的差异，但现在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马桥词典》中你是不是要表达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性，好，谢谢！
答：其实，每一本书虽说是独特的角度，甚至只写非常小的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经验都有普遍性，是一种接近人类精神的全息载体。
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
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国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问：韩老师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文革”
为何结束》，然后你也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
我有一个问题:当昆德拉写东欧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作家也在新时期写所谓的“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
，也在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这一段历史。
那你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描写的东欧共产主义经验与中国人“文革”
的经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反差？“反思文学”
和“伤痕文学”
巳成为了我们想像“文革”
的一种主要方式。
你能不能谈一下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在一九八几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很欣赏昆德拉的批判勇气和很多想法。
当然我个人也是有变化的，比如今天我会不大满意他的某些想法，认为那些想法过于简单。
从今天来看，“伤痕式”
的写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够全面——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吧——就是“不够全面”
的情况。
我举个例子，免得大家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沉闷。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叶蔚林，写过《没有航标的河流》，得过全国的奖。
他说他们“文革”
中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骗下放干部的钱，借了就不还。
好些基层干部也来揩油。
他是用这些事实来诉“文革”
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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