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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盲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盲视。
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
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这就是我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
的原因，是我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
的原因。
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
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中国古代一个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
，就是说在学习知识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减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
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经济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286、386、486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
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后退”
的书，其戏曲唱词般的叙事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锣鼓节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温情和**。
余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活着》，李锐先生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让我们关注一些中国当代下层贫民的伤痛，延续了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怀。
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就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迷茫时期最早的思想闪电和美学突围。
优秀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一些。
作为“向下看”
而不是“向上看”
的作品，它们都与争当都市高级白领的中国某种现代流行心理构成了紧张与对抗。
对于很多中国的评论家来说，对于很多读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主义”
的，应该贴上一个286、386、486之类的现代标签。
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在实现一种进步的回退，不过是古代《诗经》和《离骚》在今天的精神复活。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
这顶流行的小帽子，无法恰当解释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义。
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
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国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像、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幵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
但他们被戴上一顶“现代主义”
的小帽子，同样是出于一种程度不同的误解。
我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断变化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
因此当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当一个古典主义者，完全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比方取决于我们观察一次屠杀，是观察它的技术手段如飞机、炸弹、卫星定位系统呢，还是观察这些技术手段之下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重逢的鲜血、眼泪以及深夜的烛光？在离纽约十分遥远的一个中国南方乡村里，面对全世界悼念9·11遇难者的闪闪烛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
为了传承这样的感动，“现代主义”
文学与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明白这一点，是现代主义的死亡，也是现代主义的永生。
（最初发表于2001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已译成法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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