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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郑淑君在离婚以后，由于一种“好胜心”
的支配，为着要在文化上“追上”
对方，因而进了工农速成中学，并为此而百倍努力地学习。
我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自卑心”
“好胜心”
在某种情况下有人是会产生的。
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甚至也不在于像郑淑君那样的人当时一定会是怎样，问题是作者对待这种不够健康的思想感情采取什么态度。
问题是为什么作者只看到工农出身的妇女干部由于缺乏文化就只有自卑，而没有别的东西。
写他们重逢的场景中，作者是要郑淑君在读者面前站起来。
但我以为郑淑君并不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更多的东西而站起来。
她虽然没有了自卑，但是她却坦然地诉说着她过去是怎样的自卑。
她虽然也说了现在才懂得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认识到对方早就有着阴暗的东西，但她却并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
当她了解到吴栋成几年来的情况和现在的悲观失望的思想以后，她给了对方以批评，郑淑君这样做自然是对的。
但她却向对方说：“我忘不了你的好处，是你引导着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贫农女儿走向了革命的大道，是你的力量鼓舞着我，在当年那样复杂那样危险的环境里，咽着谷糠树皮，白天夜晚工作不歇；是你的力量鼓舞着我，在我被敌人打昏死了几次的时刻，一点都想不到我会有一根发丝的动摇。”
如果郑淑君是从思想上站起来了，为什么要这样来扩大一个人的影响？由于没有文化而把自己的阶级觉悟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难道这也符合当时女主人公真实的思想感情？我认为这也是作者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强加在女主人公身上的。
关于吴栋成这个人物，我就不打算去谈他了，但我感到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很不鲜明的，概念化的。
同时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是模糊的。
总的说来，在《池边》这篇小说中，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没有描写出真正的正面形象去反对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是削弱了主题的鲜明性和积极性的。
这里，我还想附带谈到作者在最近发表的另一篇作品中从一部分文字里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更加有着不健康的思想情绪的。
作者在《红岩》1957年12月号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候鸟儿穿破黑夜》的短篇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女干部因黑夜投宿，误入地主之家，几乎被那个身怀阶级仇恨的地主老头杀害，最后在危急中逃出的故事。
作者在这篇小说的第一段，以第一人称的语气，抒发了他的感想。
调子低沉，读后心情十分别扭。
作者写着：“不知怎的，每当我看到那些因公出差的青年干部，我都要联想到那春来秋往，只身万里，远涉重洋的候鸟燕子。
我给这类青年干部也就起了‘候鸟’这个外号，他们大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完成了任务，回到了‘家’，就是说，回到了机关。
但是也有的在工作地点遇到不测的阴云，光荣的作了牺牲，永远不再回来，就像那重洋远征的小燕子遇到风暴，跌落在海洋的波涛中再没有回到春天来一样。”
接着作者便以还有一类青年在危急中靠着自己唯一的武器——机智、沉着和勇敢而赢得生命作为引言讲起他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还是好的，但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够真实之感，这里不打算去作全面的评论。
）
上面一段文字，如果作为对青年一代的歌颂，首先，感到作者把那些因公出差的青年干部比作只身万里远涉重洋的候鸟，是很不恰当的。
对于这些青年干部，党教导他们随时随地依靠群众做好工作。
当他们出差的时候，即使真是一个人，即使走得很远很远，即使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也不会是那样的孤独的啊！
燕子，多么孤独，多么娇弱。
我们的青年干部，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怎么能像燕子那样？党培养着千百万青年，让他们在群众中成长，在斗争中成长，像作者举出的那样，在解放初期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尖锐的斗争中，的确有的青年干部为着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光荣牺牲，但他们不是像丁佑君那样吗？曾经激起过多少人的**，以他们为榜样曾经教育了多少青年，他们永远为人们所纪念，怎能像一只可怜的小燕儿，无声地悲哀地跌落在茫茫大海中而再也没有了春天？这又是一种多么沉重、多么阴暗的感情。
候鸟儿和因公出差的青年干部，这只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吗？我认为这里面反映着作者的思想感情。
正当社会主义事业以大跃进的步伐胜利前进的时候，应该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感情呢？把这两篇作品联系起来看，就更感到作者在思想感情上有着某种很不健康的东西，是值得研究的，当然我不是对这两篇作品的一切都加以否定。
原载《红岩》195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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