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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家已发生了巨变，该粉碎的都粉碎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经历了动乱年代的洗礼，面对眼前一派大好形势，心情豁然开朗，我身上的文学生机跟全国的文学生机一样，激扬勃发。
我赶紧拿着信去了重庆村三十号，见到了杨大矛先生。
当时的重庆市文联正在筹备《红岩》杂志的复刊工作，杨大矛先生的身份是《红岩》杂志诗歌组的编辑。
他对我的诗印象很深，评价也挺高，他希望我能把写诗当成正事，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来。
时隔多年想起那次见面，我觉得杨大矛先生最具魅力的是他的宽厚、诚恳与谦和，这是那个时代的好编辑特有的品质。
如果说从前的女兵们激发出了我写诗的才能，那么杨大矛先生则帮我树立起了坚定的文学信心，也使我以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事实上，杨大矛先生是我走上诗人之路的一位引路人。
此后不久，杨大矛先生代表《红岩》杂志正式向我约稿。
我即提出我有写一首长诗的想法，内容是从周总理去世到“四五”
运动爆发，我的感受和思考。
因为1976年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就在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人群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四五”
运动爆发的前夜那凝重的气氛。
这首诗我已酝酿很久了。
杨大矛先生的态度是肯定和赞成的，他把我的想法带回《红岩》诗歌组讨论，诗歌组的答复是要求我尽快动笔。
这首定名为《白玫瑰》的长诗一稿而成，发表在《红岩》的创刊号上，一字未改，一行未删，占了很大的篇幅。
这是我今生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
我说起这些，是想说《红岩》有一种罕见的风度，对待几十年前的一个文学新人，《红岩》是宽容的，在全力扶持他的同时，也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
当年诗歌组的组长是张继楼，编辑除杨大矛之外，还有余薇野和杨山。
兼任《红岩》主编的重庆市文联领导人是王觉。
我们习惯上称那个时期叫“王觉时代”
。
那真是一个人才辈出、重庆文学全面繁荣的时代。
普京说：“谁要是忘记苏联，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回到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我们既有良心也有头脑，我们不想回到王觉时代，因为王觉先生已辞世多年，我们根本无法回去。
我们只是不能忘怀。
原载《红岩》2009年
80年代重庆作协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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