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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结束那天，王觉从市区赶到长寿，向大家表示了祝贺，晚上又参加了大家自发地组织的联欢晚会。
那天的联欢会，简直称得上狂欢，王觉和杨甦也被拉进舞场，和年轻人一道又唱又跳，全然不像已过花甲的老人。
这是我和他相处以来唯一的一次看到他这么欢乐，这么无拘无束。
晚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他悄悄告诉我，他必须提前走了，因为早上8点他还得到市委参加一个会议，我有些后悔，不该让他劳累这么久。
那时市区到长寿还没有高速路，即便是小车，也得开三四个小时，我只好劝他在车上打个盹，但他毫无倦意，一路谈笑风生，任意点评与会一些作者的作品。
车到上清寺后，已快8点，他下车去了市委开会，而我们却回家补瞌睡去了，我真佩服他的精力，如果不是癌症，他绝不会走这么早的！
1989年，王觉已届七十，虽然在文艺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仍在位上，没有退休之说，但王觉却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岗位，毕竟在文艺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一旦让他离开，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的儿子海阔却告诉我，他的父亲也许病了，因为他发现父亲时常流口水，说话也变得迟钝起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和编辑部的刘彦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变化令我吃惊，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说话充满**，声音高亢，而是变得十分低沉和忧郁，他坐在我们面前，就像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缓慢而毫无表情地低声谈起他一生的经历，谈到他是如何参加共产党的，又是如何暴露了身份，被迫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后来又随解放大军回到了重庆。
他的思维虽然很清晰，但他的神情分明告诉我，他一定是病了。
送他到医院检查后，结果证实他患的肺癌，并已转移到了大脑，虽然动了摘除手术，但很快又复发。
在他住院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也许他已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多次流露出让他一生遗憾的事情，特别是文联老同志的住房没有解决好，使他深感内疚，使他在重病期间，精神备受煎熬。
王觉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关心的仍然是别人。
其实在王觉患病之前，周克芹的英年早逝和老编辑杨甦的去世，对他刺激很大，特别是杨甦和他共事很久，当杨甦确诊为肺癌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杨甦对生活很讲究，当时医院的普通病房条件很差，他感到杨甦无法适应这种环境，说不定因为心情郁闷而加重病情。
于是找到市委宣传部，要求让杨甦住进高干病房，在当时要住进高干病房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要有相应的级别，而杨甦的级别远远不够，但他强调杨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重，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杨甦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我送杨甦住进医院高干病房时，他感慨地对我说：“其实我这个病，根本无法治愈，但我最后能够得到这种礼遇，我死而无憾了。”
杨甦在平静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旅途。
王觉对个人的待遇从不向上级提任何要求，但对下属的利益，总是积极争取。
文联在编制上属于参公单位，按规定只能享受公务员工资标准，不和职称挂钩，但王觉考虑到文联专业人员多的特点，多次找有关部门协商，我曾陪他去找过编委、人事局、财政局有关领导，还去见过分管文化的副市长，说到动情处，他还掉下热泪，也许他的真情感动了有关领导，终于同意文联实行双轨制，职务工资和职称工资并行，使文联多数具有正高职称的专业人员在工资、分房和医疗上一直享受副厅级待遇，这在全国的参公单位都是罕见的，后来在工资改革时，文联这种双轨制被取消，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也使我们更加想念王觉，想到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王觉去世后，在文联礼堂搭建的灵堂里，摆满了全国各地文艺界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其中不乏许多名人，一些诗人和书法家写下的许多饱含热泪的诗词，将灵堂里外挂得满满的，像纷飞的雪花，象征着王觉一生的洁白。
艺术家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寄托着他们的哀思，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挽联这样写道：“献身文坛从未丝毫懈怠鞠躬尽瘁君为表率，挥汗艺苑不敢半点偷闲死而后已你是楷模”
，充分表达了对这位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文艺老战士工作的肯定和深切的哀悼之情。
王觉去世后，文艺界许多人称“王觉时代”
结束了。
“王觉时代”
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欢乐，而这种欢乐是王觉带给我们的。
此文刊发于《红岩》
1984年《红岩》编辑部新春茶话会
1985年李耀国（右一）与王觉、马戎在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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