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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四川，除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文学》编辑部对我和雁宁悉心培养之外，重庆的文学机构和老一辈的老师对我们的鞭策指教也属重磅中的重磅，让我们后来只要一回想起，就觉得格外温馨暖人。
比如全国著名诗人梁上泉老师，虽在重庆工作，但本身就是达县人，我们很早便认识了他，他的热情宽厚、率真爽直，使我们只要与他在一起，就会忘记年龄之间的差距。
又比如重庆出版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组建不久，就派出杨本泉和张慧光老师到达县市来找我们，于是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认真编辑下，我和雁宁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于1983年在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作为重庆出版社建社后第一批推出的小说集，也作为我们踏上文学道路后所出的第一本结集文本，对我们的信心鼓舞有多大，对后来在这条道路上意气风发地高歌猛进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因此，永远地铭记两位前辈老师，永远地感恩重庆出版社。
又比如重庆文联的杨益言老师，都知道他是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我在四川省政协当委员时，杨益言老师是我所在的文艺十六组的组长。
后来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事件过后省政协的年度大会里，我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谈到对这件大事的真实想法和评价，这与那时的大气候是有疏离的。
杨益言老师在会议室外直接拦住我，心事重重地说：“你这个谭力是没经过那个年代啊，你要真出了问题我会为你心痛啊！”
杨老师的心痛绝非礼仪用词，紧接着他动用他那小组长的小小权力，巧妙地保护了可能出事的我。
我后来认识到，老作家这样做，闪烁出的其实是心中真正的悲悯和人性的光辉，他其实不是想保护我一个小青年，他是想为中国的文学和创造力留住更多的人才，说到底他们心系的是这个民族的未来。
而与重庆文联和文联机关里的《红岩》文学杂志社中的老师，我们接触就更多了，老一辈的殷白、王觉、马戎、熊小凡等老师，大哥级的李耀国等老师，年龄同一水平的刘阳、王离离等，每次到大田湾的重庆村文联机关大院，就像回到了另一个家。
就说1984年的《红岩》笔会，编辑部将省内崭露头角的几个青年作家请到重庆，报名后在大田湾重庆村的重庆文联大院（也是《红岩》编辑部的所在地）的会议室集中。
随着掌声，王觉老师出场，他当时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重庆文联副主席，《红岩》杂志社主编。
王觉老师讲话爽快直接，标准重庆人性格，首先表达对青年作者们的欢迎之意，然后鼓舞大家体验生活，走正道，最后预祝在南山的半个月中出好作品，争取都在《红岩》杂志上发表。
讲话的内容是那个年代的领导必须要讲的，也是我们青年作者必须要听的。
然后马戎老师和熊小凡老师都相继讲了话。
大家热烈鼓掌。
我觉得编辑部所有的老师都亲切随和，心中自是十分熨帖。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市区外面的南山。
长江边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天是很难熬的，但南山森林茂密，气候宜人，那是重庆的风水宝地，盛夏时期比市中区的温度要低好几度，又无一般闲人打扰，端的是沉思和写作的好地方。
八年抗战期间，作为民国陪都，老蒋先生和世界各国随民国政府内迁的使领馆来到重庆，因为南山山荒林密，更兼离市区尚有十数公里，庶可避过日本飞机日复一日对市区的狂轰滥炸，所以先后都在这里择地建房，为后世留下为数不少风格迥异的独幢建筑。
不过我们住进去是在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尚在市场经济大举爆发的前夜，整个南山众多的美好建筑还未推向市场经营，房屋总数虽然不少，但既无服务机构亦无服务人员，不具备宾馆接待条件，它们星罗棋布散处在山间，在寂寞幽静中等待多年后被唤醒的第二次青春。
《红岩》编辑部也有办法，通过一系列协调，安排我们住进了床铺条件稍微完备一些的意大利使馆小楼，又请了一个重庆嫂子在法国大使馆临时办了个做饭吃的小食堂，解决作家们的伙食问题，而开会讨论作品的地方也好办，沿山径小道走他几分钟就是会议室条件更好的苏联大使馆，经常走去那里便是。
一个多星期后我到市区文联大院办事，恰好在楼梯处碰上王觉老师从上面办公室下来，他就站住了，然后笑微微地发问：“谭力你们习不习惯在南山啊，觉得吃住怎么样啊？”
我说：“只有那么习惯了，当过知青的人，南山已经是天堂了。”
他说：“编辑部说你们住的一个使馆，吃的另一个使馆，开会去第三个使馆？”
我说：“是啊是啊，我们虽然都没出过国，但《红岩》编辑部让我们一天就走完欧洲，安排得太巴适了。”
王觉老师就呵呵呵笑了，说：“就是要胸怀天下，放宽眼界，你们写文章也要这样，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
我说：“是这样的，王老师你们把我们这样安排，就是要生动地告诉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妙处，让我们成熟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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