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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把形象思维绝对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四人帮”
则否认形象思维，谁讲形象思维就给谁戴上“修正主义”
的帽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的科学论断，使文艺创作遭到窒息。
胡风和“四人帮”
手法各异，但都是从他们反对革命的需要出发的。
毛主席对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对律诗的平仄音韵要求很严。
毛主席不仅一向重视文艺的内容，同时也一向重视文艺的形式，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主席还十分重视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要求我们的文艺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给诗刊编辑部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指出诗歌创作应以新诗为主体。
一九五八年提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歌，为我国诗歌发展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这封信内容丰富，含意深刻，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主席关于诗歌问题的几次指示，是毛主席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民歌和古典诗词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语言精练的特点，都善于使用比、兴手法。
民歌植根于人民群众，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活泼的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社会主义的新民歌，则是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人民群众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产物，继承过去民歌的优良传统，根据时代生活的变化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而有所发展。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全党采风，广泛搜集民歌，“**”
前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和各地编选的民歌，已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珍品。
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阐述了新诗发展的方向，照亮了新诗发展的道路。
“四人帮”
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实行最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讲文艺的形式问题，就给戴上形式主义的大帽子。
他们肆意破坏不同样式文艺对形式的不同要求。
把电影搞成舞台戏剧，不准讲电影艺术的特点。
他们不仅把“三突出”
这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模式强加给叙事诗，而且还要把它强加给抒情诗。
“四人帮”
极力贬低民歌，江青利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民歌，反对和破坏党的“双百”
方针，否定形象思维，否定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文学遗产，否定文艺的创作规律，造成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戏剧，没有电影的空前大灾难。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这封信，是毛主席对广大诗歌作者，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大教育，极大勉励，极大鞭策。
在毛主席这封信的鼓舞下，在华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将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原载《重庆日报》1978年1月18日星期三第三版
20世纪80年代，王觉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王谦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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