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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就觉得马赫是特别可爱的了。
马赫的转变也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使人感到有什么突然，个性如此，这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
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通过马赫的形象，反映了在民族问题上，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部分人中的一种意识，描绘了作为一个兄弟民族劳动人民的丰富的感情世界。
我以为这篇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殊意义即在于此。
这里，我倒与李士文同志的看法恰好相反，这就是说我认为这篇小说绝不是个人喜怒哀乐的命运戏剧，而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社会戏剧。
关于小说中的环境，从短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来看，其本质特征是没有脱离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
小说中的人物，就拿马赫这个人物来说吧，马赫这个典型的形成，也正是由社会的、阶级的、个人的（包括其过去的经历和现实生活）种种因素而决定的。
李士文同志认为这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知道，对于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但对于文艺，则并不排斥偶然性的。
当然有许多偶然性的情节是牵强的，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这种偶然性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某种矛盾现象（恩格斯指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是必然性的补充），经过作者周密的构思而具有说服力，那倒是很有必要的了。
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正是通过这作品中特定的环境（还特别需要指出，在民族自治州里，马赫不了解汉区的情况，就是说还不完全了解这民族关系的根本性质的变化），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这场可以避免的纠纷，但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实际生活中和它完全一样的情节，却是不会找到的），体现了用形象化的方法去达到反映生活的目的。
如果说它就负担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重大主题，那也不一定恰当，同时也没有必要去作这样的要求，但它却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去反映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我以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表现了一种阶级意识和民族心理）。
我们要求文学应从多方面去反映生活，歌颂现实，也包括对生活中落后现象的揭露和批判。
同时，我们也要求文学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也包括反面形象的刻画。
否则，我们的文学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也就不能负担起以各种题材、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这一任务了。
显然，在这里所描写的并不属于那生活中的落后现象，而表现了生活中的某种复杂的现象。
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并不属于那反面的形象，而是一个独特的正面人物的形象。
高尔基曾经指出过，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
对于小说，“**裸的思想”
是不够的（《俄国文学史·序言》）。
所谓没有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我想，如果首先就忽视了生活现象的复杂性，这句话则可说是一句空话。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任秉清偶然在街上发现达吉这个姑娘就怀疑是自己多年前失去的女儿，于是便跟了去（李士文同志已谈到此点，影片的处理就很合理了）。
又如任秉清的思想情绪写得太少，在那场冲突以后他对马赫应该是有矛盾的，亲生女儿得到马赫的爱护已长大成人，多少是有感激之情的。
可以看出，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在原作基础上有很大改变的。
题材相同，故事情节则有所改变，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很不同了，因而他们给予观众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原作中那些曾是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部分——冲突的情节没有了，主人公一开始就是彼此谅解的，民族兄弟之间团结友爱的空气浓厚了（由于短篇小说要求更加集中，表现生活的幅度必然要受到限制，作为影片，我想即在内容情节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这种气氛也是需要加强的）。
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改编，我认为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从正面去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
思想内容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当然不是主题思想的全部改变），这种改变自有其另外的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也许由于作者对这种改变所要求的某些方面，比如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够深，艺术的感人力量就弱一些。
）但李士文同志以影片的成就而大大贬低原作的价值，则是使人不能同意的。
问题还在于李士文同志对原作的批评，是用抽象的概念去代替具体的分析，结论是武断的，这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选自《四川日报》196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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