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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
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
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更难找啦!”
多年后,侯外庐回忆这次见面时,感慨地写道:
“短短几句话,说得我豁然开朗。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同志,往往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来感染你。
那天的一席话,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自然还不只是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同志早已成竹在胸,他是在向我展现他心中早已绘成的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蓝图。
还有什么语言的力量能比得上它呢!
我顿时勇气倍增,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
在那次谈话中,周恩来还跟侯外庐谈到学术界的情况。
令侯外庐惊异的是,周恩来对学术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侯外庐的个人经历也十分了解,甚至还清楚地知道,因为王亚南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已经出版,侯外庐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翻译《资本论》的工作已经不得不遗憾地中断,而另外着手进行新史学的研究工作。
周恩来给予他充分的理解,鼓励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开拓和建设。
侯外庐就从这时开始,全力投入了史学方面的著述。
陆续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部著作。
这以后,周恩来向他提出,希望他根据时代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问题。
侯外庐又把目光投入新的领域,写出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
这一系列著述,为侯外庐以后研究中国思想通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个新型的史学工作者就这样迅速成长起来了。
周恩来这种“变不利形势为研究机会”
的方法,使当时陪都的学术工作者们获益匪浅。
正是在这种方法指导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著作,陆续在那迷雾笼罩的环境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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