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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了不得的罪名。
在《北京人》上演和剧本出版后，就有左翼评论家指责曹禺放着抗战题材不写，而在这个剧中去写抗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令人“迷惑不解”
，认为这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
……
然而周恩来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粗暴的批评。
在他的支持下，《新华日报》对《北京人》作出了热情的肯定，发表了柳亚子的诗体剧评《〈北京人〉礼赞》，不久又发表了张颖以笔名茜萍所写的剧评《关于〈北京人〉》，赞扬这个剧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张颖写的剧评大多经过周恩来的审阅修改，因而这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亲自去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并去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赞扬演员江村、张瑞芳、沈扬、耿震等人的表演，以示鼓励。
1943年初，中华剧艺社在重庆上演了剧作家吴祖光的新作《风雪夜归人》，用吴祖光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剧“从剧情到主题都与抗战没有关联”
。
这个剧上演后，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意见，认为完全是写的旧时代戏子与官家姨太太的恋爱故事，毫无现实意义可言。
然而，对吴祖光这出“与抗战无关”
的话剧，给予最有力的支持的，又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新华日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来评论和介绍《风雪夜归人》，在张颖以笔名章罂所写的剧评中，对这个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这次的成绩在今年整个雾季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见的”
。
周恩来本人则七次观看了这个剧的演出。
剧作家曹禺的另一出话剧《蜕变》在重庆公演时，因剧中主角是写的一个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引起一些过左的批评。
周恩来听说后，为之辩解道：写国民党的官员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不是很好吗？假如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员都不支持抗战，那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就没有基础了吗？
年轻演员秦怡，是陪都时期有名的话剧“四大名旦”
之一，因为政治上幼稚，看不出当时由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写的话剧《野玫瑰》是歌颂军统特务、宣传法西斯主义权力意志论的坏戏（当时《新华日报》也曾连续多日刊登这个剧的演出广告），只觉得这个剧剧情惊险、浪漫，引人入胜，又是讲的“抗日锄奸”
的故事，便出演了剧中的女主角。
没想到《野玫瑰》上演后，遭到了进步文化界的一致批判、声讨。
一时间，秦怡也受到了进步戏剧界的冷遇，生活陷入窘境。
周恩来得知后，特派张颖去看望秦怡，向她说明演员不应为剧作的问题承担责任，帮助她卸掉思想“包袱”
，并关心她的生活；同时周恩来又派人给戏剧界人士做工作，请他们继续安排角色让秦怡演戏。
秦怡在周恩来的关心、帮助下，很快便提高了觉悟，走出了阴影，后来还参加了重庆戏剧界抗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授予《野玫瑰》剧本三等奖的二百余人签名活动。
张颖在回忆当年情况时概括了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工作并不是不进行批评，不提出意见，只是，他从来不以领导者自居，从来不高高在上地对剧作家、艺术家指手画脚，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他们中的一员，总是诚恳细心地与他们共同研究，向他们提出建议。
他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从来没有一下子就否定一个剧本，要对一个戏发表意见，至少要看过一遍，甚至两三遍，而且，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作者的接受程度。
总之，他很尊重作家和艺术家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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