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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我在中央医院采访了他。
他手术后正在康复中。
他住在一间粉刷得洁白的小房间里，躺在一张有弹簧可以升降的病**，情绪很好，两眼炯炯有神。”
在那次访谈中，周恩来向戴维斯阐述了对形势的估计，介绍了国民党挑动内战，以胡宗南的44.1万大军封锁共产党地区和中共对日作战的情况。
据戴维斯回忆，周恩来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说道，如果蒋委员长同意，他愿意率中共部队参加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美联军在缅北的对日作战。
在7月10日这次会见中，当戴维斯谈到希望中共在侦察日军敌情方面能给美军提供便利时，周恩来欣然表示，欢迎美军派军官小组到中共军事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去建立观察站，就近收集日军情报。
欢迎美军派军官小组到中共控制地区建立观察站，决不是简单的客套话，而是周恩来为使中共与美国官方建立直接联系而提出来的重要建议。
尽管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后一建议迟至整整两年后才得以成为现实——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到达延安开始工作。
但是周恩来在病中与戴维斯的这些会面，却仍然应被视为中共开拓外交之路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后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评价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意义时说，这“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
，“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为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曾于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
但是当时实际上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
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了这一“外交工作的开始”
。
为了这个艰难的“开始”
，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展开了艰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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