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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劳教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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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经访问地处皖南山区的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那个枫树岭分场的女劳教大队便是现在上海市女劳教所的前身。
记得当年，我曾经为她们―女劳教大队管教干部们的献身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们离开了繁华的都市，将自己青春的美丽的身躯成年累月包裹在严肃刻板的警服中，以自己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苦口婆心、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做着这一桩细腻艰难枯燥的工作：去唤醒另一群心灵缺陷的女人们的良知，恢复她们作为人的自尊自爱。
我曾经因为感动，连夜写了篇歌颂管教干部的小说，小说题为《秋山叶》，那意思便是颂扬她们如同秋山叶般崇高，把自己“零落成泥碾作尘”
，却沃了土地，催发出春天的繁花似锦。
十多年后，我再次采访上海市女劳教所，一是因为女劳教所连年获得各种先进集体的称号，1988年荣获司法部集体一等功；1990年评为全国司法先进集体；1991年获全国先进劳教所；1993年获司法部优秀劳动教养学校，等等，成绩显赫，令人瞩目。
更是因为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本身的形态便蕴含着十分深奥的人性的哲理，同样是女人，这群女人作为管教人员，那一群女人作为被管教人员，她们的心理历程？她们的心灵差距？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确实是耐人寻味的话题。
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女劳教中队始建于1958年，“文革”
中一度中断，1972年恢复收容劳教人员，1984年原中队扩建为大队，1990年经司法部批准改为所级建制，1991年迁址上海青浦县境内，正式命名为“上海女劳动教养管理所”
。
再次踏进女劳教所，令我触摸到岁月流逝的沧桑感，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劳教所却是愈来愈年轻了―十多年前我采访过的管教干部们大都不在了，迎接我的是一群新面孔，她们是那样的年轻，都只在二三十岁之间，她们年轻的面庞上洋溢着现在社会上很少能见到的崇高的光彩，这是她们从事这项特殊工作所具备的特征。
问下来，她们大都是老管教干部的后代，她们义无反顾地继承了父母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在当今社会五光十色的**中，她们是很需要有一点献身精神的！
故事之一
阿芳是江苏高邮人，家庭经济非常拮据，跟人到上海打工，因为盗窃被送进了女子劳动教养所。
阿芳人所以来心情忧郁，惦念着家里13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怎么生活？80岁的公公是瞎子，六岁的女儿从小下肢瘫痪。
白天，丈夫干活去了，儿子念书去了，留下一老一小一对残疾，要找口水喝都困难。
只好由女儿指点公公，公公摸索着去倒水，常常撞翻水瓶，烫痛手脚。
阿芳想着想着心里懊悔，悔不该离家到这花花世界来。
过了不久，儿子来信了。
阿芳不识字，是让队长念给她听的。
儿子信里说，妈妈我不好去上学了，爸爸没有钱交学费。
棉田里要追肥，肥料价钱越来越贵，爸爸借了钱买肥料，不买肥料棉花长不好，一家人怎么活？爸爸只好叫我停学。
老师说我功课不错，停学太可惜了。
妈妈我想读书，可是我不能为难爸爸，我怎么办呢？阿芳接到信后哭了整整一星期，一星期中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人虚得坐也坐不牢。
队长对劳教小组长说：“好好照顾阿芳，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劳教里面有些做母亲的，触景生情，陪着一起哭。
劳教小组长心里甚是疑惑，队长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几天后，全中队举行了“让孩子继续背上书包”
的主题活动，会上，队长把阿芳儿子的来信当众宣读了，会场上一片吸泣声。
队长没有多说话，带头往捐款箱中投了钱。
管教干部一个挨着一个往捐款箱中投钱。
劳教员们坐不住了，纷纷摸出平常小合翼翼积攒下的零花钱塞进捐款箱。
阿芳震动了，声泪俱下，差点给大家跪下。
全中队共募捐了800多元钱，寄给阿芳家里，队长还特地写信到阿芳儿子的学校，希望老师能特别关心这个孩子，因为他的母亲不在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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