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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辛亥年长安反正虽能推波助澜，但不是这次革命的中心，陕人沾沾自喜的传统文化已经被都市功利文明代替，长安反正能在史书写上一笔就不错了，这是其一。
正史多由官家选举的儒理名流担当主笔，农民起义闹腾得天翻地覆尚且蜻蜓点水，百姓生计更无从谈起，更不要说三教九流洪门诸事，在他们眼里有辱笔墨。
野史虽然展示了一定时期的社会风情，以小说说唱等形式流传于世，大多却以礼义廉信耻为题材，对朋党忌讳尤深。
这是其二。
刘五将军为兄弟们背负起沉重压力，对眼下风云际会的国内政局采取冷漠静观的态度，表面上研习文化、结交显贵、安抚旧朋，寻求关系拓展环境，岂不知道中艰险，总有一天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要想为兄弟办事让百姓记住，在历史上留名，只有带着这帮子穷兄弟树起反袁义旗，将革命进行到底，闯出一片新天地来。
唉！
到那一天史书上才会大书特书‘草头百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道理呢！”
郑坚不无感叹地说。
“郑坚，你说袁世凯的寿命到底有多久？”
金财此刻挺起了胸膛，像是提问课堂上的学生。
金财的角色转换令郑坚措手不及，但心头又一番欣喜，点破正题时机已到。
于是郑坚单刀直入把话挑明：“金财兄，袁氏政权自上台以来，反对议会制宪，任用北洋亲信、制造宋氏惨案、举债抵押矿产、妄图登基称帝，时下北京城里风传袁氏兄弟争当太子、九房太太争后封妃闹得不可开交，其复辟之心路人皆知。
你心中比谁都清楚，袁氏政权的倒行逆施只是国民革命道路上的一尊泥像，拦不住共和的历史进程。
实话对你说：弟受南京方面的委托，邀刘五将军通电天下、率部讨袁，举行二次‘长安反正’。”
“我多次在刘五大哥面前提起改革目前时政的话题，刘大哥都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你这样局外人突然对他提起这件事，恐怕一时难以接受。
况且吴玉堂都督已公开与袁世凯穿一个裤裆，一旦走漏风声兄弟性命难保。
举兵讨袁之事更无从谈起。”
金财若有所思地说，似乎郑坚的话早在预料之中。
“小弟愿面见刘五将军晓大义明利害，盼大哥引见！”
“不妥，如有闪失于事无补。
我今天也实话对你说，长安的空气太沉闷，憋得人透不过气来。
我早有投奔讨袁大军，追随中山先生的打算，只是不知到何处去？如何与革命军联络？给我半月时间准备，由我相机劝说刘五大哥，在长安举起讨袁大旗。
请郑兄与革命军联络，半月后在武关会合。”
……
五天时间过去了，刘金财对出走长安，投身讨袁“二次革命”
的决心更加坚定，其中既有对时代潮流涌动的分析估计，也有对自身前程的考虑。
在长安业已形成的政治格局和人际关系中，已经没有自己发挥才干的空间，只有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激烈的战斗风浪中拼搏，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对兄弟们许下的诺言。
但对策动刘五大哥在长安竖旗讨袁的决心仍然举棋不定。
他反复思考郑坚在谈话中分析刘五身上背负的沉重“会党”
包袱，进而在思想上固化成求稳怕乱、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心理，已经失去再次举兵起事的勇气和热情；同时多年来金财作为小弟的身份和洪门中“大哥为父”
的观念像无形的枷锁紧扣在心，他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与刘五坦诚相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刘五都是他的恩人；当然更多的顾虑是策反不成影响自己带兵出走，弄得鸡飞蛋打，难以收场。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金财召集几个信得过的老弟兄商议，很快取得一致意见：炮团学生兵居多，容易接受新思想理念；营连一级下级长官多是常年随刘金财征战，由金财提拔起来的洪门老班底，指挥系统容易统一思想；炮团驻地在长安东郊鸡市拐，半夜离营不易引起注意，可以争取到半天时间急行军，与追击部队拉开五十里距离；轻装行军，不携带火炮辎重，便于绕开商州驻军；假借刘五将令赴商洛山御敌为名，出发前下令拔营，到武关后再通告全团官兵，以免走漏风声。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八月二十一日二更时分，炮团熟睡的官兵被轻声唤醒，以营为单位下达军令，向商洛山进发，夜幕降临的时候，全团官兵陆续从蓝田县城南九间房进入秦岭山中。
在大山和松林的掩匿下，金财下令做饭休整，部队在原地休息两个时辰，二更天出发，天亮时赶到牧候关。
虽说炮团在深夜出发向商州方面运动赢得了时间，可是如此众多的人马在城市周边活动难免留下蛛丝马迹，天亮以后吴玉堂与刘五等先后得到了刘金财出走的消息，同时很快在省城军政单位中传开。
刘五得知刘金财投奔武汉国民党人的消息后，先是气急败坏地大骂刘金财无仁无义背弃自己，偏偏在全国反袁和保袁势力刀兵相见的节骨眼上闯下祸端，在平静的长安城搅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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