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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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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末，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局面。
7世纪初的隋末农民起义，又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他们所控制的部曲、荫户和奴婢也在起义中纷纷挣脱锁链，重新成为自耕农。
唐王朝建立以后，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普遍推行造成了小农经济的重新繁荣；政治上的迭次打击，摧毁了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与门阀士族的没落同步，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新的仕途——科举，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人物。
无论是他们的阶级出身、入仕途径或意识形态观念，都强烈要求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唐王朝的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要想维持大一统的封建统治局面，非以儒学为统治思想不可。
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指出，周人享国千年，秦朝二世而亡，就在于前者制礼乐而施仁义，后者重刑律而尚暴力[597]。
儒学的东山再起，乃是势所必然。
但是，儒学在唐代的复兴，有一个不同于两汉的重要特点，便是兼容佛道。
佛教自后汉东渐，至南北朝已成燎原之势。
其间虽有后魏太武、后周武帝两次以武力灭佛，其结果却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
[598]；道教与道家学说，则又因李唐王室自称是李耳之后，而得到提倡，颇有发展，堪与儒、佛鼎立。
所以隋唐之际三教合流已不可逆转；而大唐帝国经济繁荣、政权稳定、国力强盛，也就有足够的度量来兼收并容。
因此，如果说魏晋的异端崛起，是统治者无力进行钳制的放任自流；南北朝的“三教同源”
，是无法作有效控制的调和妥协，那么，初、盛唐的“三教合流”
，则是统治者的有意开明。
李泽厚对这样一个时代有极好的描述：“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
[599]
因此，这是一个中国文艺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但也是一个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的时代。
因为人们所能想到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早已在魏晋南北朝解决了；而在魏晋南北朝萌芽的各种艺术新样式，却在得到了充分的阳光雨露之后，迅速地生发开来。
这个时期产生的，是艺术创作的巨人。
文学的“初唐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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