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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定的五经，一切文体都莫不源于此。
所以刘勰指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既然如此，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然也就必须“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
[585]了。
在这里，先秦儒家的艺术社会学和两汉儒家的神学目的论，都被刘勰“逻辑地”
纳入了一个文学—哲学本体论体系之中。
中国美学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上。
文艺最终仍然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和手段，审美最终仍然是伦理秩序和道德人格的外在形式。
“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586]，中国古代美学无论如何发展，看来终究是突破不了宗法群体意识所规范好了的那个封闭体系的框架。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美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刘勰的贡献当然不是他思想的保守性所能掩盖的。
他充分肯定了文学首先必须是一种审美形式，指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
[587]，“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588]，并在《熔裁》《声律》《章句》《丽辞》《夸饰》《事类》《练字》《附会》诸篇，对文学的结构和语言等形式规律，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他充分肯定了文学创作和欣赏是一个情感过程，指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589]；所以，文学作为“五情发而为辞章”
的“情文”
[590]，便以“情性”
的自然流露与表现为特质，“因内而符外，沿隐以至显”
[591]；同时又以情感与对象的相互融贯为前提，“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
[592]这是对中国艺术和审美所固有的移情态度和移情手法所作出的最细致、最精彩的描述。
此外，他还充分肯定了文学创作的构思是一种艺术想象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精神主体似乎暂时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时空限制，“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593]，这是对想象这种创作心理活动第一次作出明确的描述。
至于作家的气质、个性、人格、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各类文体的审美特征和写作规律，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原则与方法，文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文艺美学问题，《文心雕龙》都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这使《文心雕龙》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体大而虑周”
[594]的名篇巨制。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基本前提：文学作为“原道”
之文，必须征圣宗经，恪守儒家信条，为封建统治的军国大业服务。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定的伦理原则，刘勰认为，作为文学内容的“情”
，就其感性方面而言，是天赋情感能力与外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就其理性方面而言，是个人情感感受与社会伦理观念相互渗透的产物（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就其发生心理而言，是由静而动（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就其表现心理而言，是由动归静（贵在虚静，率志委和）。
因此，审美情感作为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情与理（个人与社会）、动与静（感受与表现）的统一，必须蕴含于“意象”
之中并以之为传达的载体。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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