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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创作的繁荣和批评的繁荣，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审美理论才得以产生。
在这样一大批美学论著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这是文学从经学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宣言”
，它标志着文学不再附骥尾于经、史，而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门类了，这就为后来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专门的文学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所以鲁迅把“文学的自觉时代”
称之为“曹丕的一个时代”
。
但是在曹丕这里，文学与政教伦理仍是脱而不离的，文章尽管有“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的不朽价值，但仍被视为“经国之大业”
。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只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才是艺术与审美独立意识的真正里程碑。
嵇康的这篇不朽论著，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从艺术自身规律出发，对儒家伦理美学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嵇康高迈不群，意趣非常，离经叛道，抗礼背俗，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
[569]。
在这个旷世奇才看来，音乐艺术有着自己独立的意义与价值，根本不是政教伦理的附庸。
他提出，音乐之所以“感人最深”
，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美，即所谓“宫商集化，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
。
和谐、悦耳的声音使人愉快，正如美色使人悦目，美味使人甘口，乃是人的自然本性。
所以，“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
美有甘，和有乐（愉悦）。
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
诚然，人们在欣赏音乐时会产生种种情感反应，但嵇康认为，这种情感是在欣赏音乐之前就有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人事的变化而引起的。
它深藏于人心之中，一旦为音乐触发，才表露在外，这就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
。
一般人看到这种现象，便以为声有哀乐，这就像看到人们饮酒之后的喜形于色、怒形于声，而断定酒里也有哀乐之情一样荒谬。
可见，音乐只有美丑而无哀乐，哀乐之情在于欣赏主体，不能把欣赏主体的情感强加于欣赏对象，“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必须把欣赏主体和欣赏对象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
音乐和情感的这种严格区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非就是音乐和政教伦理的分离。
那么，音乐所固有的美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嵇康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而音乐的这种“自然之和”
，归根结底又得之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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