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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每个人来说，由于气质和个性的差异，这种适当的距离都可以不同，从而显示出千差万别的审美趣味，但基本规律却是一样的，这就叫“距离的可变性”
。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西方盛极一时，接着就遭到了实用主义美学的强烈对抗。
实用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杜威（1859—1952）认为，审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超功利性、超生物性，美感来自人的生理与环境的不断冲突和平衡，“正由于我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是运动与完成的结合，破裂与重新统一的结合，生物的经验才可能有审美性质。
生命与环境不断地失去平衡而又重建起平衡，由骚乱走入和谐的时刻是生命最强烈的一刻”
[822]。
所以艺术即经验，审美经验与其他任何经验没有根本的区别；它是各种经验在冲突中达到中和而引起的满足，是经验的最完满的表现；其功能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经验而具有连续性，因而与人的生存具有直接关系，在这点上，艺术与技术、政治都是一码事。
作为经验的艺术品有三个层次：（1）物质的艺术品；（2）由此而引起的知觉；（3）由知觉所构成的审美的艺术品。
在杜威看来，只有最后这一层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它是一种观念构成，是艺术批评和欣赏的真正对象；但由于它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经验，所以它完全是相对的。
杜威这种实证主义和实用观点已是公开的美学取消主义的先声。
当代分析美学则给美学取消主义提供了严格理论上的依据。
分析美学的重要代表维特根斯坦（1889—1951）认为，哲学中大部分命题都属于无意义的命题，如“什么是美”
，因为并没有一种普遍的“美”
的属性存在于一切美的事物中。
“美”
和“艺术”
这些字眼的含义正如感叹词“啊”
一样没有确定性，不可分析。
这样一来，美学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就被取消了。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贯穿着极端逻辑主义和实证的倾向，他反对给美这种既非逻辑又不能实证的情感状态下什么定义；直到后期，他还认为把美学说成是讨论“美是什么”
的科学是“可笑的”
[823]，这实际上已是美学取消主义原则的确立了。
但维特根斯坦的本义并不是要否认人类审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相反，他反对用语言给美和艺术下定义恰好表明，他意识到了语言和逻辑本身的局限性。
在他的晚期哲学中，他仍然要对那些他认为“没有意义”
的问题从侧面加以研究和描述，对语言无法描述的事实从现象上进行语言分析，也就是从“文化描述”
的角度探讨艺术对人的作用、人对艺术的反应和表达。
他认为，在这里终究有一种非个人的普遍“规则”
在起作用，如同游戏也须贯穿某种规则一样；不过这种规则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可以解释的。
一方面，它可以由经验来熟悉，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可以学习的；但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实践”
规则，仍然基于某种艺术的神秘。
可见，维特根斯坦取消了美学之后，又把它重新扶了起来；只不过扶起来的已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它只是一种“描述”
，一种外表上的学问，对此他深深感到困惑。
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曾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
[824]那时他安慰自己：“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解答。”
[825]但后来他却把满足于这种解答称为一种“病”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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