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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杜、王、孟、高、岑，音乐的吕才、赵耶利、裴神符、李龟年，绘画的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郑虔、曹霸、韩干、张璪、韩滉、戴嵩，雕塑的杨惠之，书法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都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且是百世楷模。
至于太宗李世民之亲制《破阵舞图》，玄宗李隆基之设立梨园教坊，竟一如建安曹氏父子之风流儒雅。
这些艺术巨匠们，或儒、或道、或释，或诗、或书、或画，或边塞、或田园，或天下、或私情、或忧国忧民，高扬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群体意识和忧患心理，沉郁顿挫如杜甫；或浪迹天涯，表现出道家物我两忘的自在精神和超然态度，豪放癫狂如李白；或大隐于朝，怀抱着释迦四大皆空的本无观念和静观感悟，恬淡闲适如王维。
总之是百花齐放，千舟竞渡，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这正是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探索和美学思考为其作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的结果。
但盛唐艺术的繁荣，绝不是当时贫弱的理论思维所能消化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它恰好预示着中国美学即将进入它的第三个阶段，即不断地对这种繁花似锦的艺术现象加以反思、回味、品评、咀嚼，以推动后来的艺术实践尾随盛唐之后，即使不能超过它，也要尽可能开辟新的艺术道路，创造出自己的艺术特色。
借用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中国美学和艺术刚好经历了一个从“知之”
到“好之”
再到“乐之”
的过程。
[600]先秦两汉艺术社会学是“知之”
阶段，即由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观念来告诫人们“艺术应该是什么”
；魏晋南北朝艺术哲学是“好之”
阶段，即由艺术家们本着“文学的自觉”
精神，反思“艺术可能是什么”
；中唐以后，中国美学将进入“乐之”
阶段，即艺术心理学阶段，这就是由鉴赏家们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来描述“艺术实际是什么”
。
这时艺术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重大的理论问题又被认为已经解决，剩下的事情就只是“一味妙悟”
，并把那审美的愉快用各种譬喻传达出来。
于是，一种注重审美感受、审美趣味的经验感受形态的美学“理论”
（以诗话、词话为代表），也就取代前期的艺术社会学和中期的艺术哲学，成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最后的理论归宿。
总之，以“盛唐气象”
为中介，中国美学将从形而上的玄学境界回到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审美心灵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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