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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
音声之作，犹臭（嗅）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美）与不善（不美），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
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
所以“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
也就是说，音乐的美，是一种自然界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情感为转移的客观美，而这种客观美又是纯形式的，是乐音的单复、快慢、高低、动静的节奏韵律、变化和协调，一言以蔽之：是乐音的和谐。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美学史上首次以理论思辨的方式提出的客观美学和形式美学。
既然音乐是一种由客观的美的乐音按照客观的美的规律组成的客观的美的形式结构，那么，它当然既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不是伦理道德的表现。
在《声无哀乐论》的开头和结尾，嵇康都一再表明，他的学说正是对主张“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
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的两汉官方音乐理论的否定。
他指出，由这种理论所推演出来的汉儒们种种迂腐妖妄的臆说，如季札听声能观众国之俗，师旷吹律而知楚师必败，葛介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之类，“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
。
两汉儒生奉若神明的儒家艺术社会学的种种奇谈怪论，被嵇康用清醒的常识驳得体无完肤。
作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
的旗帜批判“为政教而艺术”
的发难者，嵇康的美学观当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尽管如此，他作为一种新文艺思潮的先驱的首义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由于以嵇康为前导的一大批形式主义文艺批评家的不懈努力，中国美学才从儒家艺术社会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于是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于是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
；而当萧统依照是“以能文为本”
还是“以立意为宗”
的准则，将文学作品从非文学作品中区别出来，编为一集时，他就无意中为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作了总结。
因为这一准则的提出，意味着形式美的追求已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审美感受已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
所以，如果说在曹丕那里，“文章”
一词的内涵还相当宽泛，还包括有非文学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萧统这里，这一点似乎已不再含糊。
这说明，肇始于建安的新的美学思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走向了成熟，这是文学艺术真正独立的标志。
文学的自觉精神呼唤着艺术哲学的诞生。
因为文艺和审美意识的独立，必然要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巩固，而这种巩固，又只有通过哲学而且是超出传统哲学之外的哲学才能完成。
因此在美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就必然是一个艺术哲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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