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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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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的自觉”
，按鲁迅的解释，即是“为艺术而艺术”
[562]；而所谓“为艺术而艺术”
，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又是对“为政教而艺术”
的否定。
正是由于这种否定，文艺创作才突破了儒家伦理美学的功利框架，不再把“助人伦成教化”
当作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把给人以审美享受——“滋味”
当作了自己的追求目标。
“味”
这个原来仅止于标示味觉器官感受到的生理快感、因而屡遭墨子和老庄否定的概念，在陆机那里开始有了全新的含义。
陆机在他的《文赋》（这是中国第一篇真正谈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中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这就不但意味着“味”
这个概念已由感官的享受变成了精神的愉悦，而且表述了一个新的重要观念：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仅仅只是格调高雅，文字质朴，不能在形式上给人以审美愉悦，是令人遗憾的。
这种以形式的浓艳为美的审美趣味，确乎是“文学的自觉”
的产物。
如果说，“味”
这个概念在陆机这里由于出自《礼记·乐记》“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之典，因而尚带有过渡性质的话，那么到了钟嵘那里，“滋味”
就完全指艺术给人的审美感受，而直接关乎形式了。
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也就是说，五言诗之所以盛行于世，在于这种艺术样式最能给人以审美享受。
钟嵘把美感的产生归于艺术形式，刘勰则由形式深入到情感内容，要求情感内容的丰富性和新颖性。
他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563]，只有以简约之文辞，传不尽之情意，才能“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564]。
总之，这个时代的人们差不多普遍认为，文艺用富于审美魅力的形式传达感**心灵之情感，这一特质正是它能激起一切人极大兴趣的根本原因。
《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后来李谔也指出，当时的风气，是“贵贱贤愚，务唯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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