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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态度。
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为“移情”
找到了一个学理上的根据，谓之“同类相动”
。
他说：“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
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
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546]这里的“数”
并不具有毕达哥拉斯那种作为万物本源的抽象含义，而是标示着审美现象中的某种“同构对应”
原理；但这一原理在董仲舒那里却并未体现为人的移情，反倒体现为天的移情。
因为在他看来，人是天的产物：“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地，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
[547]基督教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董仲舒也认为人的生理、心理和伦理都符合天的结构；但基督教的上帝实质上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的人，董仲舒的天则实质上是并无独立人格的群体的人，甚至只是人的群体性。
所以在基督教那里，上帝是人的异化，在董仲舒这里，人却被天所同化，实际上是被天所象征的人自身的群体性所同化。
所以，由“亲亲”
而“仁民”
，由“仁民”
而“爱物”
，在宗法群体意识和宗法伦理情感的普照下，将人的一切对象泛情感化，由此构成一个“天人合一”
的泛伦理化的混沌生命实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这样一个泛伦理化“天人合一”
的世界观，也正是儒家美学经典著作《礼记·乐记》的理论基础。
在《礼记·乐记》的作者[548]看来，“礼”
与“乐”
都是那个“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549]的“天道”
的产物：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
卑高已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大小殊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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