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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主观认识中这样一种和谐、协调和完善的关系：“认识的丰富性、大小、真实性、明晰性、可靠性和生动性按其在统一知觉中的协调一致的程度来看或按其相互协调的程度来看（例如，丰富性和大小促进明晰性，真实性和明晰性促进可靠性，其他的一切则促进生动性），以及按认识的各种其他要素与其协调的程度来看，能赋予任何认识以完善，给感觉现象的能力以普遍的美……”
[360]狄德罗的美的主观概念与其客观基础（关系）相脱离的矛盾，也随着将美的基础完全纳入主观之内而解除了。
但这样一来，美学本身也就不但和客观事物的属性无关，也和对这种属性的理性把握（理性认识）无缘了。
鲍姆加登在美学史上第一次给美学进行了命名，他称之为?sthetik，“感性学”
，即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
他这样做的本意，是将美学与逻辑学（关于理性认识的科学）和伦理学（关于实践的科学）都严格区别开来。
于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学——感性学就诞生了，美学第一次不再是自然科学的、神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工艺学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
的研究领域、自己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否恰当又当别论）。
鲍姆加登自此被誉为“美学之父”
。
不过，尽管鲍姆加登突破了莱布尼茨派的偏见，用感性认识本身具有完善性这一观点“使得一些混乱的东西变成了不再是否定而是肯定的东西”
，从而迈出了“巨大的步伐”
[361]，但由于他与莱布尼茨派的理性主义并未脱离干系，他在离开认识论而向真正属于美学的领域即人本主义的门槛上腾跃时，显示出这一腾跃的哲学准备尚不充分，以至于重新落回了大陆理性派美学和一般认识论美学的窠臼，这个窠臼，鲍桑葵称之为“理性的畸形变体”
[362]，克罗齐则讥为“那个没有出路的既是假又不是假的逼真，那个既是理性又不是理性的巧智，那个既是理性判断又不是理性判断的鉴赏，那个既是感性的和物质的又不是感性的和物质的情感的迷宫”
[363]。
因为，尽管“感性学”
在它的深入和展开中实在已没有多少认识论的色彩，更多的倒是表现出心理学的色彩，但鲍姆加登仍然要竭力为这种感性作为把握真理的一条认识途径的权利辩护，为此他宁可把“真理”
和“真实性”
的概念扩大，将“审美的真实”
和“逼真”
也包含在内，并援引亚里士多德的“或然性”
（可然性）这一审美真实的古老根据来为自己撑腰[364]。
同时，尽管他承认抽象的逻辑真理对感性的完善性是一种损害，承认审美和逻辑之间质的区别和相互不可替代性，但在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立场上，他仍然只把这种感性学看作一种“低级的认识论”
，是为了认识那形而上的真理而给理性认识提供一个基地。
美并未能和真并列，而只是真的一个品类，一种表现形式。
西方唯智主义的古老传统在鲍姆加登这里虽已是强弩之末，但仍显示出它那无法抗拒的魔力。
它什么时候才能寿终正寝呢？
无论如何，鲍姆加登是一个划时代的路标。
他虽然无力爬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学的台阶，但他闯开了它的大门，让一片灿烂的阳光照临了美的园地。
他从理性主义立场上做着海峡对岸的休谟从经验主义立场来做的同一件工作——将美学变为一门人的科学。
这种“巧合”
里面难道没有包含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吗？正是由于鲍姆加登把感性学视为认识论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必要阶段，他也就不但开始超出理性主义认识论美学的狭隘性，而且开始超出包括英国经验派在内的一般认识论美学的狭隘性。
这是对认识论美学的一次最全面的肯定，但同时又是一种否定，它突现了旧美学所包含的最深刻的矛盾，即：究竟是把美学看作有关在人之外的客体（自然界或神）的学问，还是看作一门有关人自身的学问？
从理论上真正完成了这一根本性转移的人是康德。
由于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成了近代美学的实际上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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