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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已发现，一个正常人大脑的右半球集中处理形象和直观，左半球则处理逻辑思维和语言，这一论点很可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人们常说，某人的思维方式是“逻辑型”
的或是“感受型”
（艺术型）的，这不过是某方面较占优势的偏离现象。
学术研究中历来也存在“史论结合”
的问题，然而，在美学中意识到要将历史的审美发展过程与系统的审美理论、美学原理融为一体，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在中西比较美学方面，许多研究尚未超出中国传统的“直观外推”
法，人们常常只是运用自己的大脑右半球在体验、品味和移情，却无法使这些无尽无休的“同异之辩”
上升到一个宏观的、系统的把握。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的中西比较美学，而只有中西文学的比较、绘画的比较、戏剧的比较等等。
由于我们面对的是美学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对象，这就需要一个更高的整体视野，要求在中西美学思想的历史变迁中，找出各自的运动发展规律，然后再对这两种规律加以比较。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9]中西美学思想也是这样，它们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用一个概念就可以概括无余的东西，它们自身就是运动和历史，但这运动和历史又不是什么杂乱无章、任意偶然的万花筒图案，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和规律构成的历史链条。
在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上，支离破碎地随便拉上两个人物来对照品评是十分冒险的。
不弄清一个民族美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不确定每个人物在其民族精神的历程上所处的逻辑环节，而将之与另一民族中随便挑选出来的人物进行比较，就很可能用相同之点掩盖了相异之点，又用相异之点模糊了内在共同的规律。
这种比较除了显示博学之外，并不能对美学有理论上的促进。
要将中西方美学思想两千年的发展整理出各自的逻辑线索，首先要求有一个逻辑的头脑，即要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化的美学世界观；而要形成这样一个世界观，首先又必须到美学史中去总结——这是一个矛盾。
不过这个矛盾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可怕。
实际上，只要意识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不停留在某一片面之上，那么从历史出发和从逻辑出发都可以走到同一条路上来。
这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偶然条件以及周围环境所显示出来的迫切需要。
就目前我国研究的现状来看，更缺乏的是在逻辑头脑方面。
我们再也不能盲目地沉迷于浩瀚的历史资料的相互对比之中了，应该走出传统学术研究直观外推和情感体验的方法论“魔圈”
。
一个美学史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美学家，一个比较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逻辑学家。
我们向每一种比较美学高呼：不仅给我们比较，更要给我们美学！
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的方法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这种方法与认识本身的发展规律是合拍的。
任何一种认识，都是对研究的对象“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10]随着认识过程的深入，当人们回头反顾认识的历史时，就会发现整个认识过程反映着研究对象本身的一种层次结构关系。
这就像我们剥一个洋葱头一样。
为了认识葱头的本质，我们可以将它一层又一层地剥开，直到里面的胚芽，胚芽中的生长点，还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一直通向虚无。
只有当我们回过头来，将那些剥掉的层次重新在头脑里按照它们固有的逻辑关系构造起来（综合起来），我们才重又得到了有关这个葱头的完整的概念。
这时，我们就了解到了其内部各部分、各层次的相互关系和结构：那些最先剥下来的是最表面、最外在的现象，它受制于较内在的东西，并且是内在的东西的必然体现。
美学研究也是如此。
美的本质隐藏在一个很深的逻辑层次内，只有通过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探寻，才能逐渐接近它，那么，回顾中西美学的这一寻求美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在美的现象与本质之间，找到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链，同时在这两条逻辑线索的相交点上，去寻找当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突破口。
我们进行美学史总体比较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从中总结和抽象出一个科学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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