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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所限定外，不能被任何理性所加给它的“本质”
所限定。
人不是某一绝对实体的表现形式，也不是被给定的和完备的存在物。
人不可能真实地知道他来自何处，也不可能准确地预言他必然走向何方。
人只是偶尔被抛向世界，具有多种可能性，特殊的、单独的、不可重复的存在者。
痛苦、挫折、病、死是人类现实的本质特征，与他人的共存只能导致人的异化。
因而，人只能烦忙烦神地在世，与各种存在者打交道，不断筹划自己，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塑造自己的人生。
很显然，存在主义不再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理性；不再认为人依凭理性就可以认识、改造世界，获取幸福；不再认为人可以有恃无恐，充满乐观主义、理性主义地活着。
它揭示的是人无所依倚而又必须承受人生苦难、孤苦无告、悲剧性的生存处境。
一些著名的荒诞戏剧形象地说明了人的这种生存处境。
阿达莫夫的《浅陋的习作》（1950）展示了这样一幅人生画面：人们经常在互相询问时间，但在为校正时间而争论、为争分夺秒而拼死拼活忙碌的人们头上，朦胧浮现的却是一只没有指针的“大钟”
！
如果说“大钟”
象征着标准时间，象征着人间真理，互相询问时间、为时间而争论而忙碌的演员们象征着信奉真理、为真理拼死拼活奋斗的人类，那么，没有指针的大钟告诉人们的则是：支配、控制人类的真理并不存在，它不过是人心造的虚幻！
人类一切为真理而忙活的煞有介事，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1950）则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个陌生人互相交谈，谈论天气、住所、有多少个孩子等平淡无奇的东西，后来才吃惊地发现他们原来是一对夫妻。
据说这个场景是尤内斯库受到教科书刻板僵硬的老生常谈的启发而写出来的。
如果说剧中人平淡无奇、刻板僵硬的谈话是以宣扬真理为宗旨的教科书教育的结果，那么，这种真理只能使人越来越疏远，甚至使夫妻形同陌路。
它意味着，人们世世代代信奉的那个真理，用以支配自身言行、改造自身灵魂的那个真理，不过是人类自造的、使自身异化、使人类互相疏离隔膜、将人类带到一个异化世界的剜心碎灵的工具。
但人类长久这么生活着，自掘坟墓而毫不自觉！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贝克特曾宣称他写作荒诞剧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未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就被抛入了世界，抛入了生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与这令我们终生尴尬的事实和处境相妥协？他的《等待戈多》（1952）则为观众呈现了这样一种景象：两个流浪汉在荒凉的乡间土地上无聊地等待莫须有的戈多。
背景是荒野和秃树，他们谈论的是琐碎小事，说的是胡言乱语。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待在这儿，不知道戈多是谁，不明白戈多究竟是否存在，也记不清他是否应允要来，但他们就这么等着，谈着……如果说他们已不信奉那种具有绝对必然性的真理，但他们依然模模糊糊地有某种信仰，甚至是不能不有的信仰，于是他们尽管十分无聊，万分无奈，依然在不明不白、卑卑怯怯地等待。
黑格尔一类理性主义者、信仰主义者不是总在说人应该崇拜理性，有所信仰，应该信奉真理，有所希望吗？而且，他们也以各种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不同的真理、理想、信仰并要求人们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但结果如何呢？“真理”
是一座没有指针的大钟，是使人异化的刻板僵硬的语言，“信仰”
中的“理想”
是永远等不来的戈多！
人的实际处境是：虽然自以为有所依倚而实无依倚，能够依倚的又是诱人自戕的毒品。
人无依无靠，孤立无援，只能孤零零地、荒诞地行走在荒凉陌生的大地上。
当然，存在主义并非见死不救。
他们都在肯定人有超越性，在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冲动的基础上，为人如何在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最不差地生活提供了不同的参考意见。
在下面几节里，我们将阐述一些主要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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