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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悲剧诞生于命运感，所以悲剧在不同的时空就具有不同的命运：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和整套神学，将神设想为半神半人，始终让宇宙观人生观处于极不统一和混乱状态而又对现存的一切持怀疑追问的态度，是古希腊民族的特点，所以古希腊时期产生了辉煌的希腊悲剧。
“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
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
较弱的心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学教条中去，但希腊人却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于宗教或哲学，他们的心灵是积极进取、向多方面追求的心灵。
他们面对着宇宙之谜时，内心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
正是这种内心的冲突产生了希腊悲剧。”
[107]“希腊人创造的悲剧是异教精神的表现，他们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义，另一方面又看见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神的专横和残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
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论，又有深刻的怀疑态度；既对超自然力怀着迷信的畏惧，又对人的价值有坚强的意识，既有一点诡辩学者的天性，又有诗人的气质——这种种矛盾就构成希腊悲剧的本质。
为了认清埃斯库罗斯及其后继者作品中那个十分阴郁的世界，我们必须克服通常的偏见，不仅仅看到希腊蓝色的晴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完整的哲学，以及希腊人超凡脱俗的静穆。
希腊悲剧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产品，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那个民族的必然产物。”
[108]
虔信基督教，强调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后审判以及人对神的服从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或者不再相信神话，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神化，并进而崇拜理性与科学，则是近代西方人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的戏剧不过是戏剧化的圣经故事和圣徒传说，都有进行宗教教育的明确目的，没有悲剧意味。
文艺复兴之后，除间接继承了古希腊悲剧形式和具有条顿民族的悲剧精神的莎士比亚创造了真正的悲剧外，高乃依和拉辛等人的悲剧已缺少命运感，让基督教精神占了主导地位。
当命运和天意都退缩以后，科学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写实主义兴起，占了统治地位，“一切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甚至偶然和或然也进入了精密数学的领域，甚至昏暗的潜意识领域也被心理学家们暴露在意识的光天化日之下”
[109]，一切奥秘都被斥为迷信，悲剧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而，古希腊悲剧在西方近代衰亡了。
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不大进行抽象思维，不想费力解决与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联系的终极问题，宗教感情淡薄，道德感强烈，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乐观地“乐天知命”
，对命运问题既不会在智能上表现出特别的好奇，也不会在感情上**不安，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中国只有喜乐之剧而没有悲剧。
即使创作悲剧，也以大团圆结尾，如著名的《赵氏孤儿》等。
相信天意而不相信命运，甚至天意、命运都不相信，而只相信通过宗教修行可以拯救自己，勇于为自己的言行、幸福和痛苦承担责任，是印度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特征。
人间苦难只是促使他们皈依宗教的媒介，而不是他们乐于观赏、思考的对象，所以印度也没有悲剧。
尽管历尽艰辛，长期过着动**不安的生活，对灾难和痛苦有深切感受，但始终保持了深刻的道德感和强烈的宗教感情，坚信上帝创造的世界秩序井然，完全服从正义的原则，一切均由天意预先安排，而不是由命运支配，是希伯来人的特征。
所以，尽管他们不乏丰富多彩的诗的意象、真挚的感情，也没有创造出悲剧。
这意味着，古希腊悲剧——也就是真正的悲剧——只是人类历史上在特定时空中开出的孤伟花朵。
朱光潜关于悲剧兴衰有无的议论在逻辑上和实证上是否站得住脚，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既然宿命论是人类各民族在原始时代的共同信仰，人在被逼得进行思考而又发现思考没有什么结果并且不满足于任何思考结果是一种普遍心理现象，那么，认定某个民族或某个人没有命运感显然在逻辑上说不过去。
而且，各民族要举出自己心目中的悲剧作为例证来证明本民族具有悲剧也并非难事。
西方人在他们词典的“悲剧”
条目中尽可以说：“至于在东方，固然印度、中国和日本都有艺术水平很高的戏剧，但是，却没有足以在规模、精湛程度和形式灵活性方面同西方悲剧相比的悲剧。”
[110]但东方人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戏曲中有许多描写悲剧性矛盾的优秀作品，多数并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理想化的结局。
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为各国戏剧作家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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