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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悲剧理论家采取的折中办法是，既承认悲剧的存在，又要求观众面对悲剧相信道德、正义必胜，这就是前述“社会正义论悲剧观”
的思想渊源。
但是，他们遇到的难题是：从“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的悲剧中不能逻辑地推出“善将来必然会有善报，恶将来必然会有恶报”
的结论。
即使人们必须先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观念才会认为“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是悲剧，但悲剧的出现，既可能使他仍然坚持道德、正义原则，视悲剧为非本质的偶然现象，坚信善恶报应的一天终将到来，也可能使他怀疑乃至否定道德、正义原则。
这样一来，如何对待悲剧就不完全由悲剧本身的性质决定，而只能由人们本有的信仰、意志决定，它的社会效果是不确定的。
因而，正义论者只能让悲剧在同样坚持正义论的观众面前发生和演出，但这显然做不到。
所以，即使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正义论者也认为不能演出“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的悲剧。
尽管他表面的理由是因为观众“反感”
，实际上则是害怕观众因此怀疑道德和正义。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另一种办法则是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将悲剧转换为正剧，以不好不坏的人因过失或弱点而遭受不幸作为悲剧的规范性内容。
但过失或弱点虽然不能说是“恶”
，终究也是“错”
，也是低度的“恶”
，有低度“恶”
的人遭遇了不幸不也属于“恶有恶报”
的范畴吗？它明明是正剧，又岂能称为“悲剧”
？如果将它称为“悲剧”
，岂不说明道德、正义的惩罚不是道德、正义的，而是在制造“悲剧”
吗？亚里士多德对此没有回答。
但实际上，他已用本质上的“正剧”
冒充悲剧，悄悄地替换了真正的悲剧。
当然，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也采用了另一种办法来让人们接受他的悲剧理论。
这个办法就是将悲剧的标准说成是能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
的情感而不是具有“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的结局。
这两种标准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有差别。
“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是悲剧的说法是从正义论角度来确定悲剧性质的，“怜悯和恐惧”
的说法却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确定悲剧性质的。
前一标准内涵狭窄，它绝不能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事件包容进来，称之为悲剧；后一标准内涵宽泛，因为怜悯与恐惧这种含混的心理情感可以容纳灵活多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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