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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仿效外国戏剧的“贤人君”
之作，才能“为移风移俗之助”
。
他发现，当时中国戏曲改革也已露出了一线曙光，汪笑侬[5]撰写的影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戏曲《党人碑》就是戏曲改革的先声：
近年有汪笑侬者，撮《党人碑》，以暗射近年党祸，为当今剧班革命一大巨子。
他为这个令人惊喜的事实欢呼道：
意者其法国日本维新之悲剧，将见于亚洲大陆欤？
文章最后，则用更为铿锵有力、语重心长的语言号召改革戏剧以改造和振兴中国：
蒋心余[6]之言曰：天下之治乱，国之兴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妇之心，莫不成于其耳目之所感触。
感之善则善，感之恶则恶，感之正则正，感之邪则邪。
感之既久，则风俗成而国政亦因之固焉。
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
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
记者曰：蒋君其知本哉？虽然，其特此哉？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
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者哉？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
在这里，他已十分明显地将戏曲与人心、风俗、国政联系在一起，认为戏曲所表现的内容与精神有左右人心之高卑、风俗之邪正、国政之兴衰的作用。
而戏曲的改革，也必将为中国培植新人心、新风俗、新国政。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我国20世纪乃至千古以来第一篇在与外国戏剧比较的情况下写出的涉及“悲剧”
的文章。
尽管欧榘甲既将以失败为结局的惨事称为悲剧，又将以成功为结局的艰苦历程称为悲剧，对“悲剧”
的理解还较混乱，但他用栩栩如生的描绘、慷慨激昂的言辞拉开了中西戏剧比较的大幕，并敏锐地注意到了：第一，西方人乃至于明治维新之后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人都不惮于将国家失败的惨史、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搬上舞台以激发民志、改造人心，而中国传统戏曲长久以来却安于搬演“红粉佳人、风流才子”
的风流韵事，只图以醉生梦死式的自戕来粉饰太平，不敢以直面社会人生负面的精神来提高和改造世道人心。
第二，这不仅仅是一个戏剧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素质的问题，它与一个民族是否敢于破旧立新，除暮气立雄心，去亡国之象而鼓振兴之气密切相关。
当他指出中国人即使身处海外，沐浴着欧风美雨，心灵深处依然依恋着故国古都、老大帝国的“前朝遗曲”
时，人们就更不能忘记：这种恋旧厌新，不思改进的文化精神习俗是何等根深蒂固！
要改造它，真是谈何容易！
也许正由于此，探讨“悲剧”
“悲剧意识”
“悲剧精神”
等问题，对中华民族大多数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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