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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者出自“天然”
，后二者源于“人事”
。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讲“天赋人权”
，讲“人道”
：“天生之而赋此权利之智识，且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
故听民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几乎息矣。”
但中国长久的专制政体，培养的却是“私天下为一姓之产”
的“霸者”
和“不顾公益”
“自居于奴隶盗贼”
的国民，所以“群治不进”
。
他又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
但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只有“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
以束缚国民，“自贼而贼国民”
的文化，所以，“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
。
这就使中国到了非“破坏”
不可的程度：“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
他主张：“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这的确像如磐暗夜中的呐喊，引起了主张维新、革命的人士对国民性，保守与进步、专制与自由、改良与破坏的注意。
同时，他还提出了建设新的国民精神的问题。
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法律道德，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而要保持这种“特质”
，还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并不断加以淬厉、濯拭、锻炼、培浚，以求岁岁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
与之相呼应，1903年，进步杂志《浙江潮》《江苏》又先后发表《国魂篇》和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文学家金天翮（署名金一）撰写的《国民新灵魂》，主张建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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