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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能揭示他个性的，还是亲密朋友们所讲的、他那些天生的谦卑，以及种种逃避聚光灯的故事。
他当总统后最心烦的一件事，就是当参加贵格会教徒会议时，总有不断出现的卫兵、记者和摄影师。
而有个星期天，他终于逃脱了监视。
早餐时，胡佛夫人对他们的客人里卡德夫妇宣布，她听说巴尔的摩附近某处有个小聚会所。
于是像共谋者一样，胡佛家和里卡德家偷偷溜出白宫，驱车来到这个小祈祷室。
这里只有十几个礼拜者，没有人会注意到新来的人，这是贵格会教徒的规矩。
在长时间默默地冥想之后，来自华盛顿的这伙人动身回家。
总统吐露，这是他真正快乐的一天。
赫伯特·胡佛的寿命长且生活多样化，因此他的经历超出大多数人：从林肯式的贫穷到富裕，从普通手工劳动到总统职位，从全球生意到全球善举。
但即便如此，这些多样性中始终存在着一幅看得清的图案——一个时期的线条不断地在其他各时期的图样中重复显现。
1938年，他访问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个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渴望见他。
这个挪威人带来了一件男孩的夹克衫，他对这位美国客人解释说，这件小孩的衣服是胡佛救济的纪念品，已保留了将近20年，这次是专程前来感谢他的。
1946年，胡佛抵达布鲁塞尔时，引来成千上万欢呼的人群。
他们当中许多人把自己三十多年前能幸存归功于胡佛的救援工作。
在贝尔格莱德，一位铁托的内阁成员、外交部部长西米奇在公开的欢迎会上宣称：“要不是有三十年前胡佛在塞尔维亚的救济，我今晚就无法坐在这儿。”
在华沙，一名女医生在开会过程中突然脱口而出，说多亏胡佛她才活下来：她是由他的救援机构喂养的千百万东欧儿童的一员。
然后，她转向大会主席台的官员。
“爽快地承认，”
她说，“要不是有胡佛先生的粮食，你们也不能在这儿。”
他们都庄重地承认这一事实。
几周之后在上海，两位社会地位突出的中国妇女，分别要求向这位美国前总统表示敬意。
令人诧异的是，她们各自都讲着同样的故事：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她们被胡佛家收留，而另一些较不幸运的儿童的生命却被扼杀。
即便到了七十岁，退休的想法还从未进入胡佛的脑子里。
他继续公益服务、慈善工作、历史著述，使一批秘书和研究人员忙来忙去。
由第一胡佛委员会对政府运作所做的为期两年的重要研究，已于1949年完成。
委员会大约70%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年份都被采纳，政府因此估计一年可节省二十亿美元。
1953年晚些时候，国会又设立了另一个这样的委员会。
此时胡佛已接近八十岁，但仍然再次同意带领这个委员会。
在二十个月紧张的工作中，他组织和监督了大约二十个特别工作组。
大部分报告都是他亲自写的——曾对政府的行政部门进行了最全面的分析。
在这些暮年岁月里，这位前总统出版了三卷《回忆录》、一部四卷本的始于比利时救济的美国国外慈善史，以及其他书籍。
其中，《伍德罗·威尔逊的苦难经历》吸引了最大的读者群，也最受欢迎。
同时，美国男童俱乐部、帕洛阿尔托的胡佛图书馆、医疗教育的基金筹措及其他慈善事业，花费了他大部分精力，然而他依然继续对公共事务进行着广泛的演讲和写作。
直到85岁，逐渐增加的年龄才渐渐开始夺去他强健的体质。
是的，在胡佛多彩的生涯里有一幅图案，其特色的设计是慈悲。
时间的考验或者政治宣传的恶意，都无法使它变得模糊。
爱荷华州西布兰奇村落里的那位说话轻柔的女讲道者[313]，没有白活。
尤金·莱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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