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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顷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罗，是罽宾人。
其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
十诵之中，文始过半。
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
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则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
」据此可推知什公与多罗共译之大本，乃多罗口自诵出者。
其与流支共译之大本，乃流支赍以自随者。
什公之不独译大本，虽有他故，而未赍大本自随，又不能口自诵出，亦必一主因。
以此例之，则其所译之十诵比丘戒本，及假定为其所译之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当为俱赍以自随，或皆能口自诵出，或一自随而一诵出之本。
夫此二戒本皆为十诵律部中单行之一种，复同经一人之手携或口诵，必为共出一源之梵本，其体裁结构，理应相同。
此可以推知者三。
此三事既已推定，然后述不可解之二点：
今取敦煌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与法颖自十诵律大本撰出之十诵比丘尼戒本，较其繁简，虽彼此详略各有不同；然敦煌本有而法颖本缺者，计波逸提法八条，众学法二十二条，共为三十条。
夫法颖所据者为未经什公删治之繁本，敦煌本若果为什公所译，乃与其他经论同经删治之简本，故必敦煌本简而法颖本繁，始合于事理，今适得其反。
此不可解者一也。
又取敦煌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与十诵比丘戒本，较其异同，则敦煌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之末「七佛偈」阙七佛名及所化众数，其不同之点，最为显着。
若敦煌本果为什公所译，则与十诵比丘戒本皆为同一律部中单行之一种，实共出于一源之梵本，复经同一人之所翻译及删治；而今日流传之十诵比丘戒本，又为未经改易之原书，何以二本体裁结构，彼此互异？此不可解者二也。
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
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
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
又西本君校刊此书，附以原写本之音写写误及异体文字表，虽其中颇有习见之体，不烦标列者，然此为考古学文字学重要事业，前人鲜注意及之者。
若能搜集敦煌写本中六朝唐代之异文俗字，编为一书，于吾国古籍之校订，必有裨益。
予久蓄是念，今读西本君之书，因附着其意，以质世之治考古学文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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