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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炀帝所广搜之南朝佛典，皆已尽数输之于北土矣。
南北朝政治虽为分隔对立，而文化则互相交流影响，佛教经典之由私人往来携取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不劳举证。
但此类由南朝输入北国之佛经，若在平时，仅经一二私人携取或收聚，如崔暹之得梁武之赞许者，实为例外。
至其余通常之人，则其数量更不能不遭限制。
盖有资力及交通法禁等困难也。
故众多数量之收聚及输送，其事常与南北朝政治之变迁有关。
如吉藏因陈亡之际，得大收经卷，其后入京，则所洮简之南朝精本，当亦随之入北。
五十余蜀僧各怀经部北至长安，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之新义。
此二例虽为私人之收聚及输送，然非值南北朝政治之变迁，则难以致此，至若隋炀帝因江南高智慧等之乱，悉收南朝之经卷，而输之北方，其措施非私人资力之所能，且与南北朝政治之变迁有关，固不待言也。
由是言之，南朝经卷之输入北方，其数量较多者，如吉藏之所收，隋炀之所藏，皆在陈亡之后，故其中至少有写在陈时及造于吴地者。
又历李唐一代，迄于北宋，更四百年，其间佛教流行既南北相同，则南方写经之数量，亦应不大异于北土。
而今检此编题记，其有南朝年号者，仅南齐武帝永明之五卷而已。
是敦煌经卷之写于南朝或南方者，当非复吉藏蜀僧及隋炀所收送之余，恐亦无李唐五代北宋时南方所造者在也。
夫经卷较多数量之自南入北，既如前述，大抵由南北朝政治变迁所致，而敦煌写经题记之着有南朝年号者，则又属于南齐之世。
依此而论，故颇疑天监五年造于荆州之一卷，乃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陷没时北朝将士虏获之战利品，后复随凯旋之军以北归者。
考西魏所遣攻梁诸大将中，惟杨忠即后来隋之太祖武元皇帝，其人最为信佛。
（详见拙着「武曌与佛教」中杨隋皇室之佛教信仰条。
）周书壹玖杨忠传（北史壹壹隋本纪略同）略云：
及于谨伐江陵，忠为前军，屯江津，遏其走路。
及江陵平，朝廷立萧詧为梁王。
保定四年，乃拜总管泾幽（寅恪案，「幽」当依赵明诚金石录贰贰普六茹忠墓志跋作「豳」。
）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刺史。
天和三年以疾还京。
然则西魏之取江陵，杨忠既参预其事，后又为泾豳灵云盐显六州总管，居西北之地凡五岁之久，则此梁武之世荆州写造之佛典，殆为杨忠当日随军所收，因而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日。
按诸旧史，征以遗编，或亦有可能欤？此则未得确证，姑作假设，以供他日解决问题之参考，所谓仅资谈助者是也。
若此仅资谈助之假设，而竟为史实，则此编所收南朝数卷之佛典，盖当年江陵围城之内，萧七符拔剑击柱，文武道尽之时，不随十四万卷图书而灰飞烟灭者，是诚可幸可珍，而又可哀者矣。
尝谓释迦氏之教其生天成佛之奥义，殊非凡鄙浅识所能窥测，但此写经题记竟得以残阙之余，编辑搜罗成于今日，颇与内典历劫因缘之说若相冥会，是则贝多叶中果有真实之语，可以信受不疑者耶？质之大雅君子，亦当为之一笑也。
（原载一九三九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捌本第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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