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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绝了总统要他担任财政部长的要求，并从杰弗逊主义的立场批评新政。
他是反对黄金贬值的唯一一个民主党参议员。
格拉斯提出了他的著名提案，但他对华尔街并无敌意。
事实上，他和莱芬韦尔经常彼此怀旧，怀念那些他们在财政部一起共事的日子。
尽管莱芬韦尔把他们的关系称为他最珍惜的关系之一，他在那年春天想利用这一关系而没有成功。
当时为制定银行改革法案进行工作的分委员会成员们曾宣誓，不对外人透露有关情况，格拉斯不得不加以遵守。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命运的产物。
休伊·朗和其他一些国会人民党成员要求把联邦存款保险和限制跨州开设银行列入法案。
这两项都使罗斯福感到不快。
罗斯福支持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系统，这个系统会迫使小城镇上的共和党银行家关门停业，而不是帮他们继续维持下去。
同胡佛一样，他担心存款保险会使得虚弱的银行把强大的银行拖垮，认为存款保险“为经营不善的银行设立了奖赏，对健全的银行则是惩罚”
。
（85）罗斯福一直让新闻界猜测他是否会支持格拉斯-斯蒂格尔的法案。
佩科拉听证会自然促进了公众对该法案的支持。
但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雪片般飞到国会的支持存款保险的信件。
存款保险被列入法案之所以重要，还在于没有人会同意为银行经营证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险。
如果银行得到联邦保险，它们就有义务遵从保守的贷款-存款的银行活动。
最后，法案还是限定储蓄存款的上限。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3年6月16日由总统签字生效，尽管总统不认为公众非常热衷于银行改革。
从这时起，银行或者从事贷款和接受存款，或者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两者都做。
由大通银行总裁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支持的一个条款在最后一分钟令人吃惊地被列入法案，这一条款强迫私人银行在存款和证券生意之间作出选择。
这对摩根财团是致命的一击。
卡特·格拉斯后来告诉莱芬韦尔，奥尔德里奇起草了这一条款，罗斯福则把这一条款硬塞给了他。
佩科拉关于摩根合伙人们逃避所得税的披露，使得删除这一条款成为不可能，因为公众对此非常愤怒。
（86）大通放弃其证券分支的决定增加了这种压力。
大通的难民与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逃兵共同成立了第一个现代美国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欲置摩根财团于死地。
不论怎样，摩根毕竟是最引人注目的将两种形式的银行业务融于一体的银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根证明了两类业务是可以被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
库恩-洛布和雷曼兄弟存款业务不多，而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的证券分支都有丑闻发生。
由于有以百万美元计的公司存款和第一流的承销业务，摩根财团是一个活跃的双重威胁。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美国金融界恢复清醒。
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家从冷静、正直的人变为鼓动人们在高风险的股票和债券上赌博的贩子。
正像佩科拉指出的那样，小额投资者们认为商业银行是安全的，于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推销商就“以具有魔力的‘国民城市’的全部权威和声望作为包装，出现在这些小额投资者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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