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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9年的巴黎会议的确使人们感到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已经接近尾声，并导致了纽约股市的最后一轮上升。
欧文·扬甚至被说成是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杰克留下来打松鸡，而拉蒙特则回到了纽约。
总的来说，摩根的合伙人并不属于这样一批杰出的金融家，即事后能够对股票市场的危险发出启示录式警告的那些人（乔·肯尼迪后来说，他抛售股票是因为听到他的擦鞋匠这样干了）。
拉蒙特是这一经济新纪元的倡导者，他认为只有商业滑坡才有可能导致股市出轨。
乔治·惠特尼则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29年收紧信贷而认为他们是“一群笨蛋”
。
摩根唯一的预言家是拉塞尔·莱芬韦尔，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于1923年从克拉瓦斯-亨德森-莱芬韦尔-德·格斯多夫的律师事务所来到摩根银行。
莱芬韦尔是一个气质高雅、妙趣横生的人，长着很长的尖鼻子，一头早生的白发，显得颇为睿智。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曾经是民主党人。
他以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作风，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都极尽嘲弄。
他终身好斗，对于乐观的安德鲁·梅隆，他给予了毁灭性的评价：“此时，这位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在纸面上日进斗金，认为一切都会在最理想的世界上出现最好的局面。”
（22）
关于股市崩溃的原因，莱芬韦尔赞成贱价货币理论，即他把股票投机归咎于过低的利率。
1927年，蒙塔古·诺曼曾来到纽约，要求本·斯特朗降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压力。
斯特朗答应了，他降低了贴现率[29]。
莱芬韦尔深信，这一举动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暴涨。
1929年3月初，当莱芬韦尔听说蒙蒂开始对华尔街的泡沫经济感到恐慌时，他不耐烦地对拉蒙特说：“蒙蒂和本种下了祸根，我想我们大家都得承担恶果……我认为我们会经历一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
（23）后来他把这两个人指责为大衰退的直接肇事者。
人们可能还记得，1925年，杰克·摩根和华尔街23号的其他人曾希望英国回到金本位制，但前提条件是蒙蒂提高利率，而不是本降低利率。
本杰明·斯特朗没能活到看见这场危机。
他经历了一连串可怕的疾病：结核病、流感、肺炎和带状疱疹。
他于1928年10月去世，享年55岁，死前还注射了大量吗啡。
忧郁寡欢的蒙塔古·诺曼为斯特朗的去世哀痛了多年。
在1929年的春夏期间，斯特朗精心选拔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向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请求提高利率。
事与愿违，美联储委员会否决了在纽约提高利率的建议。
拉塞尔·莱芬韦尔感到，一场希腊悲剧正在拉开帷幕。
他担心哈里森继承了斯特朗遗留下来的对抗精神，又担心“来自华盛顿美联储的强烈抵制，部分是因为10年来一直压抑着的、反对斯特朗的无能统治的苦涩情绪。”
（24）在这种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刻，联储系统由于官僚主义的争斗而遭到了削弱。
当1929年8月贴现率终于由5%上升到6%时，已经太晚，无法使过热的市场降温。
1929年9月5日，黑色星期四的悲剧临近，巴布森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再次重复了他多年来发出的警告：“市场崩溃迟早会发生，它可能是十分可怕的。”
（25）在平时，这一警告可能会被忽略。
但此时，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短暂地冲击了股票市场。
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教授这位学术界乐观派的“大祭司”
，使仍然怀有信心的人感到宽慰，他说：“股票价格达到了一个看来是永久的高原。”
（26）但美国经济在8月就达到了峰顶，甚至在费希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经济已经开始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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