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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反映了20年代对企业界人士的崇拜，他们被称为具有远见的能解决问题的人，政客办不到的事他们就能做到。
这种新的状况很适合摩根的合伙人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和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们把自己想象为金融外交家，有时候自嘲自己技术上干不了银行业中那些较为平淡无奇的业务。
在20年代，摩根合伙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海外的会议，作为共和党政府的合法掩护人，他们的全球意识之强，连他们自己都不想承认。
因此，摩根银行从为它所悲叹的孤立主义中获益。
华盛顿使用了与第一个中国银团相同的私人代理人。
如果说私人银行家新居尊位，那么他们就和掌握了新的权力和自主权的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分享此种殊荣。
在盲目乐观的背后，爵士乐时代是一个绝望的时期。
民众已经把政客们看透了，这批人把他们卷入战争，然后又争夺赔款和为战后的安全大吵大闹。
一批西方中央银行家希望超脱于这种政治机会主义，组成一批银行业的精英，专心致志地执行健全的经济政策。
他们推崇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平衡预算和强化币值。
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维持金融准则，推动政客们去实施痛苦而又必要的改革。
这一潮流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纽约联储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
当哈丁和库利奇政府不愿承担战后欧洲重建的领导责任时，这个责任就落到了斯特朗身上，他是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搭桥人。
斯特朗和摩根如出一辙，他是17世纪清教徒的后裔，神学家和银行家都被视为他的先辈，而且他本人还是纽约中央铁路监管的儿子。
斯特朗和他的摩根朋友们一样，既站在国内的立场上持有保守的观点，又能放眼世界接受欧洲的思想。
后来胡佛批评他是“欧洲的思想附庸”
。
他受制于不能对外国政府直接贷款的规定，故而需要一家私人银行来作为他的融资工具。
他就去找摩根财团，因为摩根财团曾经得到过他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摩根和斯特朗的友谊极大地嘲弄了这种想法，即认为新的联储体系会抑制私人银行的权力。
在20年代，该体系的新权力掌握在自由街纽约联储的新的佛罗伦萨式宫殿之中。
斯特朗常常热情非凡而转瞬间又会勃然大怒。
他和圆滑的摩根合伙人不一样，他情绪变幻莫测，心境不宁。
他的第二任夫人和他离异，他在1916年又患上了结核病，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不能到银行上班。
也许由于个人的失意所致，他狂热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联储。
他试图赋予联储以英格兰银行式的严峻而无懈可击的尊严。
斯特朗是美国银行业的巨子，他用中央银行业务的艺术来教育尚无经验的联储理事。
蒙塔古·诺曼在英格兰银行摆设着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神秘地统治天下长达24年。
他天生就担当此任。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个长期担任银行的董事，另一个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
他本人是通过布朗·希普利公司（纽约的布朗兄弟公司）的英裔美国商人银行再到英格兰银行来的。
诺曼得了很多雅号——疯子、天才、癔想症患者、狂妄自大者、阴谋家、偏执狂、幻想者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名副其实。
一位银行家说他像“范戴克的油画——身材高大，蓄着尖尖的山羊胡子，头戴大礼帽，就像斯图亚特王朝的大臣”
。
（20）他长着男巫师般的脸——瘦骨嶙峋，尖鼻子，尖胡须。
尽管传说他有西班牙籍犹太人的血统，但他具有刻骨的反犹太倾向，也许这正是为辟谣。
他穿着葬礼似的黑色服装，头戴宽边礼帽在各处出现时，他那装饰在领带上的翠绿宝石使他保留着东方的光辉。
他生性敏感，情绪紧张，每当发生货币危机就会精力衰竭，腰痛发作。
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平时抑制住的歇斯底里症就暴发出来，会把银行的职员吓得魂不附体，对他的命令也就绝对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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