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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新的金融巨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融资规模巨大。
随着许多公司达到全国的范围，业务也都集中到了纽约。
比如1906年，摩根公司从波士顿的基德-皮博迪公司手中获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
基德-皮博迪曾在新英格兰发行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债券，但却不能处理全国性融资以满足其新的需要。
各银行都得与其客户一起发展，工业信托公司创造了货币托拉斯，反之亦然。
同样，由于在中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有大规模的海外融资，华盛顿将华尔街的银行组织成一个政治工具。
但是，当他们在国内合作时，华盛顿却感到担心。
为什么银行不干脆兼并，而去演互换股份和董事会席位的哑剧呢？大多数银行都是私人合伙制或是有密切关系的银行，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这一答案又回到了美国传统上对集中的金融权力的憎恨。
摩根—第一国民—国民城市三家银行若公开宣布他们联合，则害怕遇到公众的报复。
1911年，这个集团想兼并商务银行和大通国民银行，但是这一行动被国民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否决了。
杰克电告皮尔庞特说：“他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他觉得现在最好不要引起公众对这三家银行集团的巨大权力的注意，否则，可能导致全美公众对这一权力的憎恨……在这三家银行中，哪一个都不想再对银行股票长期且高额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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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约听证会上，皮尔庞特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对手。
矮个、尖鼻、蓄着胡须的塞缪尔·昂特迈耶决不是粗俗的激进派，而是西服翻领上别着鲜艳的兰花的富有的律师。
昂特迈耶仔细研究了托拉斯，他曾调查过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他精通世故，常不动声色地切入其旨意。
相比之下，皮尔庞特在公众面前则显得粗鲁笨拙。
在这一最大的危机时刻，他回忆起朱尼厄斯灌输给他的伦敦金融城绅士银行家准则，便有了以下这些著名的对白。
昂特迈耶：“难道商业信贷的基础不首先是金钱或财产吗？”
摩根：“不，先生。
首要一点是人格。”
昂特迈耶：“金钱和财产次之？”
摩根：“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在其次，金钱买不到人格……因为我不信赖的人即使以基督教世界所有债券作担保，也不能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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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融家们非常喜欢听这种话，但这些说教对局外人来说，听起来像是对轻信之人说的伪善之言。
然而，正如人们所知，早期的商业银行家是利用人格和阶级作为信贷筛选和审核的粗糙的形式。
自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开始，这向来是私人银行家保护其宝贵的资本金的一种实用方法。
皮尔庞特的言辞既非批评家认为的那么愤世嫉俗，也非朋友们所想象的那么高尚。
以人格作保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
在历史记载上，皮尔庞特的警句格言很引人注目。
然而，在普约听证会的文字记录里，尽管出现这些警句，他答辩的基调却是平淡的否定和简短的嘟哝，似乎皮尔庞特不愿承认听证会的合法性。
他敲着拐杖，像是被异教徒扣押的神一样愤怒，越来越固执。
他不愿多作解释，这样就在昂特迈耶的诱导之下说出些荒谬之词。
例如，昂特迈耶让皮尔庞特叙说他一个人控制他出资兴建的铁路的理由。
昂特迈耶：“可我的意思是银行对债券的价值不负法律责任，是吗？”
摩根：“是，先生，但它担负别的更重要的责任，这就是你一生都得捍卫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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