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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他深爱的马里兰州拖欠债款时，皮博迪自己着实像做了场噩梦。
他说，无论何时碰到英国投资者，他都感到耻辱。
英国人对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拖欠尤为愤怒，因为这两个州居住的是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这么干的。
皮博迪将马里兰州债券的大约半数发售给欧洲的个人投资者，这样他成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
这场**产生的直接影响是皮博迪在伦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伦敦《泰晤士报》特别指出，虽然皮博迪是“最清白的美国绅士”
，但是改革俱乐部曾投票拒绝他加入，因为他是来自一个拒偿债务的国家的公民。
（10）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沮丧地提到：“我相信，你我会看到光明的未来。
届时将和从前一样，我可以在欧洲承认自己是美国人，而不必为我们国家的品行而脸红。”
（11）
商人银行家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为自己发售的债券作担保。
起初，皮博迪只是写信责备巴尔的摩的朋友们，说服马里兰州必须恢复利息偿付。
后来，他厌倦了劝说，转而用小账酬谢发表对马里兰州有利报道的记者们。
最后，在1845年，他和巴林银行一道促使马里兰州恢复偿还债务。
他设立了用于收买政治官员的资金，以扩大恢复还债的宣传，选举同情他们的议员。
他们甚至拉拢牧师，就合同的神圣性布道。
通过秘密账户的方式，这两家公司转给巴尔的摩1000英镑，巴林兄弟公司出90%，皮博迪出10%。
巴林兄弟公司对宾夕法尼亚州也用了同样的策略。
最让人吃惊的是，巴林兄弟公司贿赂演说家和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请他就债务的偿还问题作演说。
银行家们怀着一种躲躲闪闪的内疚情感进行这场卑鄙的活动，而这不是他们喜欢的方式。
“你给韦伯斯特先生塞钱的事一旦泄漏出去，将很不光彩。”
巴林高级合伙人乔舒亚·贝茨这么告诫贿赂事件的美方中间人托马斯·沃德。
（12）贝茨是波士顿人，他冷静且勤快，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些畏畏缩缩。
他向沃德坦白说：“对于举一事以成另一事或利用任何诡计和储备金，我都有一种直觉上的恐惧。”
（13）
尽管有各种顾忌，他们的密谋终究奏效了：赞成偿还债务的辉格党党员在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皆当选，于是伦敦的银行家重新收到了两个州的还款。
（14）皮博迪从来不会忘记他受到的伤害，在后来的慈善活动中，最顽固的债务人——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被排斥在外。
由此看来，利他主义也是有限度的。
皮博迪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买的贬值的州政府债券再次付息，这使他发了一笔大财。
后来，当1848年革命的火焰燃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与欧洲证券相比，美国证券非常安全。
19世纪4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和墨西哥战争抹去了萧条的最后痕迹。
此时，皮博迪重新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
他自视为美国驻伦敦的文化大使，散发一桶桶来自美国的苹果、波士顿饼干及玉米粥粉。
1851年7月4日，他第一次举办独立日宴会，邀请年长的威灵顿公爵做主宾。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和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画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下面，驻华盛顿的英国公使和驻伦敦的美国公使轮流举起双柄橡木大酒杯干杯，为在伦敦新水晶宫举办的盛大展览会的开幕祝酒。
因国会不向美国的参展者提供资助，皮博迪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为赛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和萨缪尔·科尔特的旋转装置的展示出资。
但是皮博迪在7月4日英美友谊的庆典表演，并不都是按照理想的脚本演出的。
1854年，皮博迪当着皮尔斯总统的面，向维多利亚女王祝酒——华盛顿人认为这是极大的异端行为——这时，美国驻伦敦大使，后来当了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愤慨地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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